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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

2018-02-02 11:02: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

作者:王立胜

来源:《经济纵横》2017年12期 

时间:2017年12月10日

摘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状况的综述,以“理论体系构建”为中心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回顾,总结这一理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以对当前建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以启示。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编号:16ZDA002)的成果;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资本论》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关于它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构建怎样的体系,如何构建体系”而展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形成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和新的实践需求而进行的理论创新。本文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状况的综述,以“理论体系构建”为中心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回顾,通过总结这一理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以对当前建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以启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围绕如何构建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学)进行了持续、广泛、深入、系统的讨论,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编写、研讨和专题研究。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既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反映,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状况,在总结既有研究经验和时代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理论研究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是时代的声音。时代与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密切互动,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发展的动力。这是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既遵循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学术规律,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从而在每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因时代所规定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显示出理论主题的时代差异性,从而体现出理论历史的阶段性。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而言,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反思与创新;第二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而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争论;第四阶段,2000年代中期至2014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讨;第五阶段:2015年至今,致力于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二、20世纪50至70年代: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反思与创新

20世纪50、60年代围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讨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创新,推动国内形成了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大讨论。正是在这次讨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论”“红线论”“范畴论”等体系构建命题正式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也在这一时期起步。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的重新繁荣,正是对50、60年代讨论主题的恢复和延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研究才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突破性成果。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之前,国内学者已开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3年沈志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具体介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许涤新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其结构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前的结构安排类似。[2]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后,受1956年苏共二十大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苏联教科书。国内学者开始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点,全面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框架。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以《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为体系构建原则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以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主线进行编写,按生产方式的形成、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关系(基本问题)组织基本框架。社会主义部分也按类似框架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生产、生产关系和基本规律等内容,但总体看,其体系框架与《资本论》相比相对松散。所以,国内学者关于这一体系框架的早期反思,就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按《资本论》的方法和框架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框架设想。较早的“红线论”和“始点论”在1956~1957年开始提出。1956年仲津(于光远的笔名)发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提出以社会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红线;他以生产关系为主线,提出“六个关系”的体系设想。[3]林子力等提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应从分析社会产品开始,并提出自己的结构设想。[4]现在看来,在这一时期以《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构建理论框架的主张已有萌芽,但思路还不是很清晰。1959年,孙冶方在《论价值》—文中首次提出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程序”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序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说,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由此提出“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体系框架。[5]1961年王亚南与何建章也分别论述了“以《资本论》的体系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其体系框架与孙冶方“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框架基本相似。[6][7]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关于“始点论”的争论,如,何建章主张从产品和商品开始,孙冶方主张从“生产品”开始,戴锺珩主张从产品开始,[8]庞季云等则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开始。[9]在此后的研究中,以《资本论》体系为基础的“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框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设计的首选方案。

(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创新及同期相关研究

随着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反思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开始全面反思苏联模式,并号召党内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于1958年三次研读并批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学习小组仔细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采取边读书边谈话方式,逐章逐节进行阅读,更重要的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做比照,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非常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建设设想。对诸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线、体系建构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都有大量论述。毛泽东的这些著述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尤其重视从社会矛盾入手研究问题,在肯定斯大林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确观点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中的不足,提出了“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主张以及“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等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坚持“老祖宗的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是从概念出发”“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10]

由于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和批注都属于内部资料,就是公开的部分也发行时间较晚、发行范围较小,学界对毛泽东理论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公开发表的文章,所以,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丰富和深刻的思想没有能及时和全面地反映在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中,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这时学术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有了很多突破。如,蒋学模在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时指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研究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及统一的发展过程,便不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联系。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各个问题和各个范畴之间,便不能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并提出从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入手重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改进教学科研工作。关梦觉也提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也应当像一条红线贯串于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社会主义部分中”。[12]北京大学经济系和上海财经学院在《政治经济学》讲义和教材编写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上海财经学院还提出以两类社会矛盾为主线的体系大纲,并组织了专题研讨。[13][14]

(三)教材编写与体系构建的尝试与批判

20世纪50、60年代,基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国内各单位编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讲义。然而,就其内容框架和基本体系而言,基本都沿用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内容和框架安排,对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经验和政策的介绍也相对分散。也有部分学者开始着手编写教材以构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我国一直重视国内教材的独立编写,1955年中央宣传部委托薛暮桥、孙冶方和于光远编写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光远较早提出重构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想,其主要设计和观点集成于195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框架、研究对象、中心问题、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等内容提出自己的主张。1961年,孙冶方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并邀请张闻天、刘国光、何建章、骆耕漠和董辅礽等学者进行了两个月左右的讨论,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15]1962~1963年,孙冶方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班讲课,其记录稿和部分讲稿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论》,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篇八部分内容,其整体框架基本形成。[16]相比之下,薛暮桥更重视从实际出发构建教材,他与苏星、林子力合作完成著作《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尝试从整体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入手构建体系。[17]1968~1975年,孙冶方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的腹稿,1975~1976年整理完成,其大纲分为“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全社会总生产过程”和“消费篇”四篇二十五章,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框架。[18]此外,骆耕漠在中共中央党校授课的讲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也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系统观点,形成了一个大致的体系框架。[19]

三、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新体系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即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在理论层面的反映,这些不断创新的理论又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思想推动力量。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初步探索到党的十四大比较系统的总结,在中央文件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最终确立。其间,除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理论创新外,政治经济学领域也经历了三场较大的讨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确立。这一历史阶段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依据张卓元的概括,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1年,主题是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市场经济,其间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争论,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1992年,市场与计划两种调节手段的争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最终确立。[20]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也经历了不断的改革创新。这些创新方面,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更加贴合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赋予了理论体系以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出于教学和理论传播的需要,一些重要的理论创新和中央文件精神,往往没有充分实现理论化与体系化,导致教科书和理论著作大量依靠中央文件和中央会议精神,教材和理论著作结构相对松散,表现出政策文件汇编的色彩。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教材编写和理论著作的繁荣时期,形成了多个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版本,各版本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修订。但就体系构建而言,其思路基本延续了20世纪50、60年代的体系框架。理论框架可概括为以下四个类别。

(一)借鉴《资本论》逻辑的“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体系

这一体系沿承了20世纪50、60年代基于《资本论》逻辑构建理论体系的做法,也就是孙冶方倡导的思路。代表性成果有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一读<资本论>笔记》,其框架设计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一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一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与剩余产品分配一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问题”。[21]前面介绍的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等著作也是这一体系的代表性著作。同时,在教育部政教司的组织下,我国重新编写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著名的“南方本”“北方本”也基本上使用这一体系。所谓“南方本”是南方十六所大学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蒋家俊和吴宣恭主持编写,1979年首版发行,体系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一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一社会主义分配过程一社会主义消费过程一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总过程”五篇十六章。[22]“北方本”由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谷书堂和宋则行主持编写,首版于1980年发行,体系与许涤新著作相仿,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一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一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一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加“导论”部分为五篇十三章。[23]

(二)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内在逻辑为体系

在这一时期,使用这个体系的代表性著作是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24]薛暮桥宣布“放弃写成教科书的夙愿,不要求什么完整的体系,而是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探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研究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问题”。因此,在体系构建上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当作一个过程来研究”,其体系框架为“社会主义建设一社会主义改造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调节方式(商品货币和价格)和管理体制一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和阶级斗争)”。这一体系较好地贯彻了他提出的“实践一矛盾一过程”三原则。此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材体系设计也逐步走向与此类似的体系框架。

(三)以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和规律为体系

这一体系的代表性著作是由于光远倡导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5]其体系框架受到毛泽东“两类矛盾”和“十大关系”的影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关系入手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全书由“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规律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一按劳分配规律一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一社会主义再生产规律一经济管理和对外经济关系”构成。从体系设计和内容安排看,在兼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知识点完备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毛泽东“从矛盾入手”的编写思路和“十大关系”的内容架构,是我国独立开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有益尝试。该书与“南方本”和“北方本一样,都是在教育部政教司组织下编写的,并被称为“北京本”。

(四)借鉴西方经济学逻辑的“运行一发展”体系

改革开放后,有学者开始吸收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并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建构。代表性著作是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参考西方经济学“微观一宏观”结构,把内容设计为“国民经济运行一企业经济活动一个人经济行为一宏微观经济协调一社会与个人协调一发展目标与战略”六篇。[26]虽然在整体框架上具有“运行一发展”的结构安排,但就内容体系而言,基本按照西方经济学“个体分析一局部均衡一一般均衡”的框架组织,体现了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框架重构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

总体看,这一时期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出版了众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读本、教材和著作,其中教科书的编写掀起热潮,多数教科书都借鉴《资本论》逻辑的“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体系。同时,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研究文献、教材的评论文献也不断涌现,在参与范围和参与规模上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座高峰。

四、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争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经济学迅速传入并进入研究和教学体系,我国学者开始在世界视野下考虑“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问题。“中国经济学”是否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为中心、是否延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成为争论焦点。同时,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开始淡出经济学专业课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式微,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减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对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所代表的理论范式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全面批判,主张中国经济学应摆脱“苏联范式”进行创新。虽然并未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性,但将西方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引入“中国经济学”理论构建,甚至以西方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构建思想开始形成并迅速增强。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回应指出,以西方经济学为导向的理论构建同样没有出路。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对资源配置问题不完全适用,要求改造经济学分析范式。还有学者认为即使抛弃苏联范式,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回复论”也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观点,就有学者针锋相对地反驳。如,高鸿业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道路”[27]刘诗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了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问题,主张研究方法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28]何炼成和丁文峰提出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主张。[29]魏埙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过时,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30]卫兴华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相对立,对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批评,指出“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表面上是概念的变化和经济学的基础化与现代化,实质是要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不适当的”。[31]张仁德也指出“中国的经济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参与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就像马克思当年吸收和借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那样。”[32]然而,随着高校专业设置改革和培养方案改革的推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模式逐步被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方案取代,在很多高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专业课程逐渐被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理论部分所取代,很多高校不再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或取消课程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创新,众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淡出高校课堂,很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开始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对此,刘国光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出现“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被削弱的状况”。[33]

五、2000年代中期至2014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经济学)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道路和相关理论经历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党的十二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7,党的十七大)四个阶段。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学者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34]但学者们开始系统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体系构建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杨承训较早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主张用“历史科学”方法,总结苏联和我国经验,按“史论结合”进行阐述。[35]近年来,杨承训系统讨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系列理论问题,主张以“社会主义本质”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以“经济社会良性循环之路”为要义,在社会本质论的基础上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三个有利于标准’一共享发展理念一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四个理论“方程”来构建理论体系,其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基本范畴、建设道路、经济改革、统筹发展”等八篇结构。[36]卫兴华和张宇在2007年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强调以《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构建理论体系。[37][38]张宇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等一切文明成果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并将基本理论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理论”六部分体系。[39]在后续研究中卫兴华和张宇基本围绕这一原则和体系进一步展开讨论。[40][41]

200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后,自2008年起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如,何炼成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论一流通论一分配论一消费论”四篇框架。[42]王文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定位问题和“本质论一初级阶段一基本经济制度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发展理论一对外开放”的内容架构。[43]刘国光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构建应遵循凸显“创新品格”、依托“历史实践基础”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三个基本原则,主张“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并在文中使用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44][45]黄泰岩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46]张维闵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47]顾海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经济改革论、经济制度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理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构建体系,通过“经济的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推进理论创新。[48][49]洪银兴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50]王诚和李鑫从“市场取向改革”的角度介绍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51]

六、2015年至今:致力于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逐渐进入高潮期。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并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八个方面的理论内容,勾勒规划了其理论体系;[52]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引发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讨论。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在中国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怎样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在他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中自然包含建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2016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53]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做出了新的论述,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54]这些论述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总的遵循。

2017年适逢《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五十周年,学界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进一步引发了《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许多学者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问题,推动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如,顾海良、张宇等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重大项目课题组出版了《理论•现实•方法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按概论篇、制度和体制篇、运行和发展篇、思想史和制度体制比较篇、方法论篇的结构安排教材体系。[55]张宇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新形态,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56]他出版的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不同领域和环节的展开过程。[57]卫兴华探讨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怎样看待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生产力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斯大林的有些理论观点是正确的,需要继承和发展,如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存在矛盾,肯定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等等;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不全面。[58]洪银兴提出以《资本论》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为基础,推动话语体系的创新;[59]他出版的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进行探索,提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将经济发展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60]张占斌的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参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方面内容”形成了系统的内容体系。[61]程恩富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即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绩效优先型的增速原则、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和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62]逄锦聚认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的方法论是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但不能从《资本论》的结构中演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而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幸福;[63]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概括为:发展经济,满足需要。[64]刘伟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65]刘灿提出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21世纪经济学学科之间的竞争。[66]葛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从理论逻辑到实践逻辑再到理论逻辑的过程”,分析了理论创新和体系构建的研究路径。[67]钱津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塑以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为基点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研究和发展社会再生产理论,同时必须建立社会经济人假说。[68]杨承训提出系统保护生产力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69]荣兆梓主张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逐层展开理论分析,系统回答实践提出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奇迹何以产生,中国道路通往何方。[70]邱海平从《资本论》出发,辨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解读,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71]王立胜认为《资本论》中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应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72]白暴力等认为“人民主体论”“人民本位”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应将人民主体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73]

综上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60多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曲折发展,始终都把探寻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基本方向,党中央和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创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其学术发展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交互影响的结果,相关理论体系既是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也是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映。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日趋成熟及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崛起,经济建设实践越来越需要形成相对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指导、归纳和创新中国经济模式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理论创新的迫切性越发强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责任编辑: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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