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有过一段经历，其中有六、七人走入了毛泽东的私人生活，这让毛泽东刻骨铭心，记了一辈子。他们分别是蔡元培、胡适、陶孟和、李大釗、马寅初、章士钊。
当时，毛泽东已在湖南建起了新民学会，他们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但收效甚微，他们深切地感觉到了理论上的不足，即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头，但怎么办，走什么路，心中无数。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分头行动，到外界去寻找真理，接受新文化新思想，从中探获救民救民的解决办法。一路由蔡和森等人率领，去了国外。为筹集外出经费，毛泽东四处告贷，其中他的岳父楊昌济尽其所能地给予了资助，跟他只是神交的章士釗(和鲁迅同学，和章太炎是结拜兄弟，曾任民国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竟一下子慷慨地给了他两万大洋，出力最著。送走出国的，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毛泽东，敏锐地嗅觉到，北大、清华是当时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于是毅然决然地北上到了京城。
此时的毛泽东两眼陌生，囊中无几，连吃住都无法解决，更遑论求学探讨新思想了。是在北大任教授的岳父杨昌济找了校长蔡元培，蔡与胡适商量，两人一起想办法，把毛泽东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八元大洋，这才解决了毛的吃住问题。当时，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对他多有照顾。他想融入北大的文化圈，可北大那些自视甚高的学子们，对这个说话一口湖南腔的“土包子”并不接纳，虽是脸笑貌恭，然神不在焉。这使毛泽东备感冷落，北大成了他的伤心之地。据说，因此毛泽东再未踏入过北大，甚至连北大校庆也未出席过。
时间不长，毛泽东又遇到了一件难事，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去世了，不知是杨把钱资助毛泽东捐给出国那批人的原因，还是他故，杨家甚贫，连老先生的丧葬也办不起了，全家人悲愁交加，颇为无助。正是在这时候，蔡元培、胡适、陶孟和、馬寅初出手帮了毛的大忙，四人联名发出倡议，向北大同仁呼吁捐献赙金。鉴于四人崇高的威望和杨老先生的人缘，赙金很快筹齐，不仅顺当地办理了葬事，还剩下一笔款足够让杨老太安度晚年。这四人的热情相助，让毛泽东感激不已。
处理完老先生丧事，毛泽东决计回湖南办文化书社，边求学，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湖南实施自己的人生抱负。可办书社得有经费，毛又一次陷入窘境。陶孟和知道后，再伸援手，与开慧一起做杨老太太的工作，让其拿出剩余赙金中的一大部分，支持毛泽东去创业闯荡。
对这些人的厚恩，毛泽东耿耿于怀，尽可能地给予了回报。
对李大钊，他一直尊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尽管李并未出席一大。文革中，有人批判李大钊，毛泽东断然予以制止。
蔡元培去世较早，1940年3月3日在香港仙逝。当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天，音书难通，毛泽东获悉后悲怀难已，当即指令中央发去了唁电，随后，他以个人名义致电蔡元培家属，表示深切的慰悼。文曰：
蔡孑民(蔡元培的号)先生家属礼鉴：
孑民先生，学界㤗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
电文给予了蔡先生极高的评价，“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连秦皇汉武也不放在眼中的毛泽东，能给出这样崇高的论定，确是荣幸之至。
对胡适，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当时的背景是，党中央动员各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给新政权提意见，于是一些文人达士就真的放起炮来，甚至说话很激烈。一个叫罗隆基的针对外行领导内行，竟说出了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 知识分子的话。当时，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俱乐部事件，敏感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引起了高度警惕。 加之
毛泽东又联想到他在北大时受到的冷落，联想到一些从苏联回来的人说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极为愤怒，认为这是对他的蔑视，是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不满，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反右运动。胡适虽在台湾，但其桃李满天下，大陆的知识分子多出其门下，与其有瓜葛，因此人不在大陆而其主义也受到了批判。毛泽东此时说这番话，显然是说，不能因政见、思想的不同，而否定其人品，抹杀其功劳。尤其是将来为其恢复名誉那句话，表明他对胡是肯定和尊敬的。他对胡给予的帮助一直念念在心。
至于马寅初，当了建国后第一任北大校长，这不能说与毛泽东没有关系。后来，他与毛泽东在观点上发生分歧，提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士气高唱反调，毛泽东很是不满，但念及旧情，没让他受严重的冲击，他九十多岁，高寿而终。
章士钊则一直安然无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独善其身，作为一名声名显赫的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寥若晨星。而且他的子女亲属有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如章含之，乔冠华的夫人)，都安排得很好。可以说，毛泽东对他是格外关照，始终高看一眼的。
最后说说陶孟和。陶先留学日本，后又留学英国，是中国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奠基人。在当时的国内文化圈中，与胡适、傅斯年并驾齐驱。只是他文采略差，不如胡、傅名气大。他最大的功绩是，抗战胜利后，他自发组织一批人在全国做了深入调查，把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做了非常详实的统计，只可惜的是，由于国共都没提出向日本索赔，他那几十麻袋的资料数据也没派上用场。他同情社会主义，故解放时选择留在了大陆。他被安排为中国科学院三把手，前两人是郭沫若和张稼夫(后换为张劲夫)。他是好人，但爱冲动，对郭沫若等人整知识分子，常跳出来叫板，一次竟脸色铁青地大喊：反右斗争是对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后来流行的浩劫一词，就是由这发源的。这给了郭沫若把柄，郭岂能放过这个机会，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盛怒不已，拟给他带上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双重大帽。但行下春风必获春雨，念及陶当年在北大给予的旧恩，毛网开了一面，叫人和陶谈话后，将其安排到一个不显眼的部门保护起来。1960年陶因心脏病突发而逝。据说，周恩来也起了作用，周在天津上的敬业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先是陶父主管后交张伯苓，陶一直在那里求学任教，是周的老师。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水火难融的政见分歧中，毛泽东能区别对待，恩怨分明，知恩必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性主义的光辉。其令万众爱戴的人格魅力，使他伟人的形象更为丰满真实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