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市塘厦镇大岭古村6巷的一座不起眼的民房里，墙壁上高挂着一面小块但让人肃然起敬的牌匾——“光荣之家”，从这间“光荣之家”走出来一位白发苍苍、一脸慈祥的八旬老婆婆，她就是曾经为东江纵队冒死送信的通信员——蔡映女(本名为蔡映女，身份证登记为蔡英)。
为重温那段激荡人心的红色记忆，传承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红色精神，在建军节来临之前，在杨涌村委会干部的带领下到塘厦拜访蔡婆婆。
蔡映女1936年出生于大朗镇杨涌杨梅岭，今年83岁，岁月在蔡婆婆脸上已留下了纵横沟壑，但她的身体仍十分健朗，思维也非常清晰，看到前来采访的一群人，老人家更加喜上眉梢，走进屋里捧出了十多枚革命勋章，从“东江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章”等，看着一枚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这是国家对一位英勇战士的褒奖。于是，蔡映女追溯七十多年前的革命生涯。
每日步行二十多公里送情报
抗日战争时，为了摸清日伪军的军事动向，更好地打击敌人，东江纵队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情报系统。1944年，纵队司令部设立情报总站，各支队或大队设立情报站，在敌人占领区设有情报站或情报人员，组成严密的情报网，后来一直沿用到解放战争。情报站收集的情报包括军人数、布防、武装装备、工事设施、战斗力强弱等情况。尤其是敌人有行动时，就要千方百计提前获取其准确情报，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这对部队迎击敌人的战斗能否取胜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年仅12岁的蔡映女因家境贫穷，又在后母欺压下，辍学不读。于是，在表姐的介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主要负责在大朗镇、黄江镇两地每个东江纵队站点之间的情报传送。
通信员是在部队、在组织中担任递送文书、情报等联络工作的人员，需要熟记有关单位的番号、代号、口令、路标、信号和敌我识别标记，熟记有关首长和单位的位置、距离、路线及沿途情况，是组织的千里眼、顺风耳。通信员一般是由年轻的少年或青年担任，利用青少年身材矮小、年纪尚幼等特点便于隐藏，因为因此在当时俗称“小鬼队”。1948年，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12岁的蔡映女加入到“小鬼队”当中，正式成为一名通信员。
通信员的工作并没有蔡映女想象中的轻松。那时候组织条件有限，再加上没有自行车，蔡映女只能用徒步的形式穿梭到各个站点传递文书和情报。早上，黄映女收到情报之后，就按照专业隐蔽的方式，在纸上或者其他载体写好暗号，然后从杨梅岭街头岗出发，沿途去到沙塘围、沙步围，然后到石厦、仙村，再到黄江墟，最后到达终点站黄牛埔，所有站点走完已经是日薄西山。蔡映女算了一下，去程十多公里，每天来回就是二十多公里，日复一日，刚开始腿走得酸软无力，后来习惯了之后越走越快，足下大步流星。
沉稳应对，与敌人斗智斗勇
通信员可以说是刀口舔血的工作，冒着生命危险送信。每天，蔡映女首先都要在站点接受危情应对训练，与其他队员一同锤炼党性。蔡映女说：“比如，一旦遭到国民党抓获时，要沉稳面对，想办法应对他们的搜查和盘问。我记得队长赖湘常跟通信员们说，‘当上通信员的那一刻起，你们的命就已经判给了革命，如果送信途中被国民党抓住了，一定打死都不可以承认自己是通信员，不然你们就连累一个站点许许多多革命战士的性命。问你去哪，你就编个谎话，比如说去叔叔家，去阿姨家。’”
通信员常常在巴掌大小的信条上记录一些暗语，只有寥寥几个字，每个字符都有特定的含义，就算国民党查获了，一时半会他们也无法知道其中的含义，还需要回去请专人破解暗语。但是如果通信员经不起敌人审查，说出自己所属部门和做过的事，就会连累好多人命。
“我们一旦做通信员，就打算为革命献身的了。一旦被敌人抓获，认了敌人会将我们枪毙，不认也会将我们枪毙，横竖都是死，但后者却是死得其所，还可以换来为人民献身，为革命牺牲死得光荣。”蔡映女说。
蔡映女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就是被敌人抓获。那时，蔡映女记得正在赶往黄江墟，路上碰巧遇到国民党。这时候如果掉头走掉的话，反而更引起国民党的怀疑，蔡映女只好强压着紧张的情绪继续向前走，边走脑里边快速思索着等下要编什么话，去哪里，去找谁，去干什么。
国民党叫停蔡映女，问：“你是不是‘小鬼队’的，去找谁呢?”
蔡映女心里明白这时候如果回答不是的话，国民党反而认为你就是，她故作不知地反问：“什么是小鬼队?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是个小孩……”
国民党的人拿枪指着蔡映女，继续问：“你要去哪里?”
“我去我姑婆家。”
“你姑婆哪里的?”
“梅塘的。”
“你是哪里人?”
“杨梅岭人。”
“你自己一个人去那么远啊?去干嘛?”一个小女生独自一人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国民党疑心渐重，大声吓唬蔡映女问道。
“我弟弟病倒了，我妈妈让我到姑婆家去讨点药吃。”
见蔡映女对答自然，梅塘太远也不便考证，于是国民党只好把蔡映女放了。
幸运的是，蔡映女就只有这一次差点掉入敌人手里。在1948年至1949年的两年通信员生涯里，好几次遇到危险时蔡映女能够机智地化险为夷。在那段老百姓被国民党欺凌压榨的日子里，蔡映女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苦难人生磨练了她的坚强意志
蔡映女小时候家境非常穷苦，在她8岁那年，母亲便撒手人寰。不久她的父亲便娶了继母。继母的到来让蔡映女原本艰苦的日子雪上加霜。那时候，继母总让她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和家务活，还经常打她，不让她吃饱，有时候事情做慢了，继母就打得更厉害，蔡映女只能打碎牙齿吞落独。直到10岁那年，杨梅岭有个叫康叔的人，生了个孩子，他看蔡映女十分可怜，便提议让她帮忙带带孩子，蔡映女这才从每日挨打的日子里解脱了出来。
蔡映女有个表姐是参加游击队的，善良的表姐不忍心看她在家经常被打，在外面干活都是吃别人吃剩下的饭菜，于是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组织收留蔡映女，培养她成为一名通信员，为革命事业做贡献。那时候要参加组织是有年龄限制的，由于当时蔡映女年纪尚小，组织并不打算收留，但在表姐还有革命前辈邝耀水的多番苦求下，也看在蔡映女做事勤奋、为人坚强，组织最终答应了让蔡映女接受训练，成为一名通信员。
就这样，原本只是不想过整日被打的日子的蔡映女因缘际会下踏上了革命道路，或许在当时她根本没想到，这将会是她这一生的转折点，成为她人生中一段光荣的岁月。
苦尽甘来终得颐养晚年
1949年解放后，蔡映女卸下了通信员的身份，做回一个平平凡凡的小女子，去到常平镇读书，虽然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有时候难免为同学嘲笑，“都可以出嫁了才来读书”，但是蔡映女不为所动，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
毕业后，回到大朗农场工作，这时期蔡映女遇到了她的丈夫，也是参加革命的塘厦人罗金寿。建国后，因革命有功，组织曾为罗金寿在道滘农场安排了一份企业工作，但没过多久罗金寿便放弃了，因为在革命时，罗金寿身体中过子弹，在水乡工作风湿发作十分难忍，不得不放弃工作。蔡映女跟随罗金寿去到塘厦镇，回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然田耕生活。但是收入方面比起在道滘的工作，自然差得多，但是苦难磨练了她的意志，跟随爱人她依然坚持劳作。
回顾七十余年前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蔡映女仍历历在目。83岁的她，现在仍有时候向自己的子女、孙儿女讲起自己的革命“威水史”。
现在，蔡映女身体康健，独自一人生活在屋子，还可以自我照料，儿孙个个都十分孝顺，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候她，或者回来都要探望奶奶，跟老人家聊聊天，还带着蔡映女出去旅游散心。耄耋之年，儿孙绕膝，没有其它比这更让蔡映女欣慰了，蔡映女笑着说：“我这一生都过得很苦，现在终于可以享福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