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大户，谋口腹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转移至井冈山，由当地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接济了五百担稻谷，上千名起义官兵得以稳住阵脚，在湘赣边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次年4月28日，朱德、陈毅又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会合，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大量兵员集中在“人口不足两千，产粮不足万担”的弹丸之地，在国民党严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粮食供求矛盾日趋尖锐。
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临机应变，组织、引导宁冈、永新等地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取得了好收成。朱德、毛泽东亲自带队下山挑粮，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往返穿梭，为井冈山根据地储备了30多万斤粮食。红四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以弱击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军事“进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1929年1月14日，打破国民党的重重围困，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跳出井冈山，转战幅员广袤、物产富饶的赣南、闽西。风味万千、营养全面的客家传统饮食，养育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为期13天的会议期间，60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代表，尽情分享了“红都国宴”的美味和中共取得局部执政地位的喜悦。
但随着工农武装迅猛扩充、各级党政机关相继设立，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粮食连年歉收，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而国民党的“困死”“饿死”手段越来越卑鄙，对苏区物资一律实行禁运，种种手段加剧了粮荒饥馑。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紧紧围绕和服从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置于各项经济建设的首位，放手发动群众开荒垦田、开渠治水，大办互助合作组织，大兴劳动竞赛运动。仅1933年一年，中央苏区消灭荒田，新开荒田可产粮26万担。到1934年，修复水利工程万余处，新修水利工程千余处。农村基层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中青年农村妇女解开裹脚布下水田，唱起了农业生产的主角。
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管理、经营机构，积极开展粮食购、存、调、销业务，调剂余缺，打击奸商;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到1933年9月，苏区全境设有公营粮食调剂总局1个，省局5个，县区分、支局60个。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粮食合作社1071个，拥有社员243904人，股金242097元。为了确保苏区军民用粮安全，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12月通令各地，要求有计划地限制粮食出口，禁止主粮改作副食用途。
正因各项工作到位、措施得力，苏区农业在大灾、战乱之年依然逆势飘红，1933年，中央苏区农产增长15%，闽浙赣苏区更是高达20%。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称:“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
后勤保障也是战斗力，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红一军团某炮兵营20名战士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500名缺粮断炊的国民党军;一个红军炊事员凭着一把锅铲，竟降服了一连全副武装的饿兵，这场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官兵一致，干群一心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整编，创造性地推行支部、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取消军官“四菜一汤”的待遇，让士兵民主管理伙食，自由支配节余的“伙食尾子”。有一次部队急行军，毛泽东因熬夜起得迟，来不及吃早餐、带午饭，饿得他竟向人讨饭吃。朱德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厨房、灶间，跟炊事员打成一片，以至于每每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敌兵误为“伙夫头”。红军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吃多吃少一目了然，吃好吃坏心甘情愿。
1929年2月9日，朱德、毛泽东率部从井冈山一路转战，孤军深入到瑞金大柏地时，36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2500人，平均每人只有20发子弹，并无粒米撮盐之炊。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地群众因受国民党的欺骗、蒙蔽，早已人去村空，而国民党赣军5个整编团在后面紧追不放，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毛泽东当机立断，指示军需处特事特办，允许以连为伙食单位统一开具欠条，赊购大柏地村民来不及带走的“过年料”，让众将士吃饱喝足，增强体力，终于击破强敌。一个多月后，军需处信守诺言，拿出3500块光洋兑现了欠款，赔偿了战争损失。红四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因敌取资，劫富济贫，赢得了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士气空前高涨，战力倍增，牢牢地控制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苏维埃政权为了防止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杜绝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确保自身肌体的健康、纯洁，加大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力度，从1932年2月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反腐肃贪斗争。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签署、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首次明文规定了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对贪污、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因倒卖了两担军粮，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令害群之马闻风丧胆。
绝大多数苏区干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传颂一时;“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蔚然成风。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11个部委二成多冗员、重费被核减，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三分，食米半斤。在前方战事吃紧、粮食供应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后方非战斗人员半干半稀只吃两顿饭。有一阵子，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吃饭时总是躲在一边，有人怀疑他瞒着大伙偷吃猪肉，气愤地跑过去一看，发现他吃的原来是红薯叶!
苏区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苏区群众也毫不含糊，纷纷慷慨解囊，硬是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经济建设，而且大部分群众卖粮不要钱、借谷不要还，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应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借谷20万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4年，中央苏区分3次借谷104万担，其中“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宁化县群众借谷7万余担，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红都”瑞金群众从中共建政到北上转移，历年间借谷25万担，认购公债68万元，其它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红军官兵步调一致，苏区干群上下一心，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顽强地与“庞然大物”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了数年之久。直到洋顾问李德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但中央红军主力并未伤筋动骨，依然能够从容完身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