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中生，尽管他曾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许多人未必熟知。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里盛赞这位战友：“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
临危受命，“飘忽”歼敌
1925年，曾中生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六大后，他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及中央军委工作，协助周恩来等指导全国红军，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到达鄂豫皖苏区。当时，国民党调集近10万兵力，准备“围剿”苏区。而红军主力已南下，苏区只有一些缺枪少弹的地方武装和半脱产的赤卫队，形势十分危急。
曾中生当即召开各县负责人的紧急会议，明确提出反“围剿”的指导思想是利用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来牵制、打击、抄击、夜袭敌人，使敌人抑制而不敢冒进与分散;建立统一指挥机构，逐层深入思想动员;将现有武装分为三路，协同作战，一致对敌。及时、积极的措施稳定了局势，苏区军民广泛开展了袭击、骚扰敌军的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此后，曾中生指挥红军主动出击京汉线，以“飘忽战略”打击敌人。所谓“飘忽战略”，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1931年3月上旬，双桥镇一战，歼灭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迫击炮10门、山炮4门。
1930年11月到1931年4月，在曾中生的领导下，鄂豫皖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2万人;苏区扩展到东西长约300里，南北宽约150里，人口近250万。对此，徐向前这样评价，曾中生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南下出击，战绩辉煌
就在鄂豫皖红军和苏区不断发展之时，中共中央指派的张国焘等人到达苏区，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改任红4军政治委员。
1930年5月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付中央苏区，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为红4军向外发展提供了难得良机。因此，曾中生、徐向前等多次向鄂豫皖中央分局建议：以红4军主力南下英山，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打击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解决粮食问题。然而，张国焘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认为这“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6月底，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曾中生等人的南下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员的支持，张国焘只好表示同意。然而，在接下来讨论具体行动部署时又出现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苏区，红军就得进攻和威胁大城市，攻英山后，必须东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并限期一个月完成。对于这个冒险计划，曾中生、徐向前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红军要先巩固阵地再向外发展;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敌人，因此应先打英山，后南下出蕲黄广，威胁长江。结果，张国焘按他个人的意见拍了板，决定了东出方案。
8月1日，红4军攻克英山县城。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比较，认为蕲黄广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好，红军乘虚而入，切实可行，对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也容易见效;而东出安庆，红军兵力有限，对沿途情况均不熟悉，毫无胜算。据此，曾中生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同时报告分局。一月之内，红4军连克浠水、黄梅、罗田、广济，俘敌5000余人，威震九江、武汉，有效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而且收缴黄金20余斤，银子1800斤，银元7万元，解决了部队的物资补给困难。
尽管南下作战取得辉煌胜利，但违背了张国焘的东出方案。因此，张国焘4次致信曾中生、徐向前，严厉指责，要红4军“接信后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9月初，当被迫北返的红4军行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召开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会上，大家群情激奋，通过了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申明书，极其诚恳地对张国焘的指责逐条进行了“申诉”。然而，鸡鸣河会议使张国焘十分恼火，他随即撤销了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调到后方进行斗争。
忍辱负重，心系红军
遭受打击的曾中生并没有灰心、颓丧，他始终坚信，真理是湮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徐向前评价说，曾中生是一个能够经得起打击迫害和忍辱负重的人。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苏区，向西转移。对于这样重大的战略行动，张国焘以保密为由，既不在领导干部中讨论，又不作任何解释工作，这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1932年12月8日，在陕西城固县小河口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曾中生等人开诚布公，以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以来活生生的事实，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在退却转移中的错误和毫无民主的家长制领导作风。为了平息部队的不满情绪，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批评。随后，曾中生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小河口会议后，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有所收敛，但他开始对曾中生等人产生怨恨心理。
此后，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创建川陕苏区，粉碎了三路围攻，仅用半年时间就在川陕边界站稳了脚跟。1933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时，曾中生被任命为方面军参谋长。他及时总结入川以来的经验，针对川军这个新对手和四川的山地特点，写就《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供部队学习，字里行间充满红军必胜、川军必败的信心。
然而，为报小河口会议的一箭之仇，张国焘于7月底免去了曾中生的职务，不久又将他关押审查，污蔑他“取消革命”“投降敌人”，是“立三主义者”“托陈取消派”“右派领袖”等。
在关押期间，张国焘强令曾中生写所谓“自首书”，交代所谓“错误”。然而，曾中生写下的不是“自首书”，而是心系红军作战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约3万字的论著，是一篇渗透着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文献，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作了深刻总结，使之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后来，由西北军委会印发全军干部，人手一册，成为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曾中生闻讯后，认为红四方面军得救了，立即奋笔疾书给中央写信，请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审查，以便重新为党工作。不料，信还没送出就落到了张国焘手里，他决定杀人灭口。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年仅35岁的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这是党和革命事业的一个巨大损失，也是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犯下的一大罪行。
历史是公正的。1945年，中共中央彻底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8年10月，他又被中央军委确定为我军33位军事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