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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窗|激情岁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教职员工生活

2019-04-30 10:57:19    来源:《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    


现将1940年至1943年我在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工作期间教职工生活情况简要写出,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关中师范的创建

第二师范教学窑洞

中师范创建于1940年初,当时从全国来说,是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一年内就先后迁了六次校址,搬了五次家,环境相当恶劣,生活相当艰苦,但学校基本上完成了教育厅规定的教学计划。

1939年的冬季,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派刘端棻当副校长:王伯勋任总支书记:周志清任供给科长;安季维任秘书科长;我担任管理科长;地委书记习仲勋兼校长。我们几个人在关中分区马家堡利用陕北公学分校的校址,举办了一期冬学教员训练班。并筹备第二师范。学校与职田镇的敌人只隔一条小沟,我们和敌人吃的是一个泉中水,炊事员在沟里用牲口驮水时,经常碰到敌人的炊事员他们还交谈。当时,关中分区的情况相当紧张,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在淳化县和老宁县所住的八路军和敌人经过激烈的战斗,自动撤出了这两个县城,(因为这两个县城原来都是八路军的募补区,两家的军队同住一个县城。同守一个城门。这都是当时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样,我们学校在筹建期间就把战备工作放在首位。记得有一天,我和刘端棻同志动员了几辆牛车到新正县的看花宫去拉陕公的办公用具,这经职田镇,碰到了几个敌人,幸亏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回来以后,在刘端棻同志的领导下,一面招收学生上课,一面动员学生积做好备战把校内的院墙(约有二、三百米)全部用土打起来,并在校内挖了一道沟,也约有二百多米长。

1940年3月18日关中分区召开声计汪精卫汉奸大会。我校同学开完会以后,打上红旗,在回校的半坡上,敌人使用机枪归射。并将大部分窑洞围墙打上弹孔,由于事前有所准备,没有伤到一人。到了黄昏时候, 全校师生由原来挖好的沟内安全撤离到马家堡村道,后经地委研究决定,让学校搬到马家堡东北三十余里路的索罗村,借用群众的密洞和修复破窑洞,这次建校,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学生的上课没有停止。这个时候,增加了不少的教员,其中有袁新胡、许伯泉、贺三多等同志。 

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后,由于环境继续恶化,关中地委决定,将二师迁到新宁县傅家山,距关中分区大约有二百余里。这一百八十多人的队伍,行起军来还得隐蔽,晚上才能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行军中遇到天雨,道路泥泞,步行艰难,每行一天,到了宿营地,还召开生活会议,总结一天行军的经验,表扬好人好事,有个别不坚定的青年学生,借机离队回家,到了傅家山,在这个村子的川道内,师生分布在几个小村庄里,每个村庄只有几户人家,群众腾出的窑洞不够居住,又将所有的旧窑洞和旧房屋,自己动手自己修理,以便使用。教职员工每天要上课,要抽空上山打柴,晚上还要站岗放哨,过着紧张的生活。这年夏收季节,全校停课,帮群众收割,刚把麦子运到场里,突然下了大雨,河水猛涨,将原来的麦苦地全部淹没,周围群众非常感激二师师生,并送了几头猪慰劳大家。

二师首任校长习仲勋(左)

二师副校长刘端棻(右)

六、七月间在距学校五、六里路的地方还举办了一百余人“暑期关中地区教师训练班”,大约训练了一个多月,师资、管理全部由二师承担,结业时还和二师同学召开了娱乐晚会。由于新宁县的环境又紧张起来,奉关中地委命令,又批回关中分区所在地新正县后掌村。几天的行军,艰难得很;天又下大雨,晚上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每次翻一架大沟,同志们行走非常困难,便用镢头探壕,或用草绳绑脚才能前进,特别是驮行李的牲口驮子经常滚下沟。有一天晚上,在湫头原上,将驮灶具的驮子滚下沟底,马龙同学牵了一头牲口也跌到沟里,周志清科长(湖南口音)问马龙话时,马答不出来,他便急躁的问马老:“你是人么是鬼”?马说“我是人”,站在旁边的人都哈哈大笑,特别是通过新正、新宁交界的地方,为了整个部队的安全,组织了几个精干的同学,杠上步枪,爬在山头,进行掩护。由于学校领导和当地政府密切配合,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没有伤亡一人,于阴历的八月,到达后掌村,住了一个多月。这个村子条件比较好,约几十户人家。我们很快的恢复了上课。全校教职员工情绪非常高涨,抗战歌声不绝于耳。


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由于环境紧张,关中地委决定于1940年的10月前后又搬往川下的蜈蚣洞,这里的条件很差,只有几户人家, 大部同学都住在不常住人的石窑洞内,教职员工也是同样。 到这里不久, 全校一百多名教职员工,患伤寒病的有九十余人,约占全校总人数一半,当时刘端棻同志也患上了伤寒病,因为医疗条件很差,根本没有什么医药。当时,我任管理科长,年青体壮,负责管理这些病号。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原上的雷庄村,请张老先生来给同学们看病(其他地方的医生都请不来,怕给他们传染上)。每次我带张老先生去给同学看病,同学们看到我们时有的是泪流两行,有的翻不了身,我还得亲自抱他们翻身。由于我们按时请医治疗,生活上加以照顾,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了伤寒的流行,没有死亡一人,得到地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表扬(张老先生来我校给教职员工看病,也是经过习仲勋书记的介绍。张老先生是一位开明人士,他是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也是郝明珠同志的义父)。

1941年初,又奉关中地委的指示,搬在距悟空洞二十里路远的黑牛窝,这个地方山大沟深,只有四、五家群众。当时,周围环境比较安定。经和上级领导研究决定,重新建校。我当时担任总务主任,与周围群众调查研究商量,决定在一个沟内打窑洞。动员师生分片包干,每个组大约有七、八个人,包干打一个窑洞。同学的情绪非常高涨,一个住十人的窑洞从掘窑面开始,七、八天之内就可以完成。有的青年同学,不甘心落后,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还在悄悄的劳动,三个礼拜就新建了三十多个窑洞,彻底解决了当时住宿、学习的困难,使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上课。经过一年来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持家,41年8月关中师范的第一班正式毕业,有的同学留校工作,大部分配到关中分区四个县从事教育工作。

师生员工生活问题

关师是在艰苦困难条件下诞生的。1939年底,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只拨了两千元的边币,作为学校筹办经费用,从现在的价值看,等于二、三百元的人民币。但是,每人每天一斤小米的口粮由当地政府供给,每人每月一斤油、斤盐的经费开支和教学用的纸张、文具都由学校开支。每个教员每月还有几块钱的津贴,主任以上的干部每月还补助一些中灶费。全校师生的衣服、被褥采取补助方式,谁的上身烂了,补个棉袄面子,谁的下装烂下,补一条棉裤面子,被褥也是同样。在我做管理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没有给一个同志发过一身新衣服,一条新被子。一般同学的穿鞋靠打草鞋。有的同学冬天不能穿草鞋过冬,学校就发动女同学做棉袜,穿上棉袜和草鞋,就可以顺利过冬。党政领导对革命的下一代非常关心,每年每个小孩还要发1丈2尺粗灰宽布,每月还要发几块钱的奶费。总之,在这一年的过程中,生活相当艰苦,环境也很紧张,但同志们的情绪非常高涨,对完成各种任务都是争先恐后的。例如,在这六次建校五次搬家过程中,每到一处,修理校舍,均系自己动手,没有请过人,没有花过公家一分钱,连做饭用的劈柴,也全是师生上山打的,有的距校四、五里路,有的距校十来里路远。经过两、三天的紧张劳动,就可以打下足够一个月的做饭用柴。为了保证过冬取暖, 在黑牛窝的山上动员全校师生打柴烧木炭。在大雪封山以前,就将全校师生过冬取暖的木炭全部烧成,保证了教育计划顺利完成。在黑牛窝还办了期寒假教师训练班和新文学训练班,这两个班的师资、教学管理、 生活管理,全由学校承担。当时经费相当困难,学校搬家每到一处,还得抽出一定时间开荒种地,拾野菜、种蔬菜、生豆芽、喂猪、维持生活。

1940年冬,在悟空洞住的时候,习仲勋书记当面对我讲:“财政厅长霍维德同志来到关中,你可亲自去找他”。我便去见专员霍维德同志,将二师的经费困难和工作情况向他汇报后,他立即告诉我:“财政厅可以给二师一部分周转金,你拿回去以后,学会做生意。一方面解决二师的经费困难,一方面还要给财政厅归还借款”。我们拿上这笔款后,开了一个小商店,买了四头骡子搞运输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周转,既解决了二师的经费困难,又按时给财政厅归还了借款。虽然学校五、六次的搬家,但学生的上课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每到一处,就先采取露天上课,教具都非常简陋,不是破门扇,就是破木板(那时想找一块床板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供给科长周志清同志,是一位长征干部,也是一位好老师,他是湖南黄冈人,自幼父母双亡,参加了红军,在长征的路上给毛主席做饭。有一个时期他看到毛主席身体不好,用自己的大衣换了一只鸡,做好给毛主席端去,主席没有吃鸡,却把他叫来问,这鸡是从那里来的,他回答主席说: 我看你身体不好, 用我的大衣换了一只鸡,主席再没说话,就把鸡吃了。 在长征的路上,被椽子把腿塌坏,组织把他寄在群众家里养伤。他爬行了一天,赶上队伍,组织上又将他寄放起来,他不甘心落伍,第二天终于 胜利的到 达陕北。又爬行赶部队。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才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走,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之后,把他分配到教育厅,由教育厅又分配到观众师范。在第二师范,他突出的表现了红军战士的优良传统,是一个公正廉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他从不多吃多占,特殊化,他坚持下伙房参加炊事工来,带头做饭。做莱花样名闻关中分区,他整天忙碌,不是打扫环境卫生,就是喂猪,喂的猪又肥又壮,全校一百多每月每人还可吃到一斤左右的猪肉。  在胡宗南一九四七年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时候,周志清同志随关中专员公署家属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了山西柳林,旧病复发,在很短时间内,只有五十四岁的年龄就病故了。临死的时候,他肚子里还有一颗子弹,是在江西苏区蒋介石匪帮打在他身上的,一直没有取出来。他的名字和事迹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第二师范保护标志碑

关中第二师范经费相当困难。1940年的七、八月间和41年的七、八月间,我曾经三次去延安教育厅,要求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记得1940年的六、七月间,我带了三条毛驴到延安去领被服,给的东西不够一个驴子驮,我想回校无法交待,就到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找周扬厅长,想多要一点被服,周厅长给我做了一番思想工作,一点实际问题也没解决。最后又找了丁浩川副厅长,丁又给我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并说:“我作为一个副厅长,穿的衣服都不足,只盖了一条小被子。”还让我看他的被子,我看到丁确实衣服单薄,就不好再要求,结果,就把教育厅发给我们的一点军装带回关中,军装是国民党给八路军补充的,每人只有一条棉被心,一条半截棉裤,下面缠裹腿防寒。第二年的七、八月我又带了三头牲口,去延安领被服。这次基本上都驮足了。但驮的都是白布和棉花,回来以后染成灰色,给全校师生进行了补助,保障了过冬。在那种经费困难的条件下,学校无法购买钟表,在三十余名教职员中(他们大部分是由白区进边区的)没有一个人有手表。每次起床、上操、上课,休息,都是通讯员用香代替每烧一根香作为一个小时。在这种艰苦生活条件下,第二师范的全体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边搬家,边学习;边开荒,边打柴边建设校址,边做群众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我党培养锻炼出一批意志坚强、忠诚老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组织概况、师资来源及学生

马栏五台坡校园手绘图

一、组织概况。学校的最高组织是校务会议,校长是习仲勋(兼)。副校长刘端棻,总支书记王伯勋,潘明文,负责党务工作,当时党组织还未公开。秘书安季维、何志忠,文书刘玉儒等。教务主任是刘耿同志。训育主任xxx。总务主任季达同志,1940年的八、九月间由冯宝仁同志担任,到1943年下半年。下设班主任(原先叫队主任),一班主任石大康;二班主任季达:三班主任周维同志;预备班主任曹林同志。每班学员都在四、五十人以上。一班开始人数最多,约有五十多人,预备班人数最少,约有三十余人。在每个班里,都有四、五个学习组长和副组长,直接管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在总务处的领导下,下设管理科,有四、五个人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供给科除几个办事人员外,还有十几个炊事员。到1942年下半年二师一班同学毕业后,留了一部分同学充实了总务处的领导干部,李志远任管理科长,杨忠汉任供给科长,胡琛同志任财务科长,郭生玉同志任生产科长,使总务工作逐步得到了加强。

二、教员的来源。二师的教员来源,一部分是由教育厅派来的,带一部分是由当地政府派来的,一部分是由敌占区我党地下组织介绍来的。例如,刘端棻,王伯勋、邹锦城、刘耿、季达、曹林、张华辛、石大康等都是由教育厅派来的;贺三多、李昌宣、袁新湖、许百泉夫妇二人等都是关中地委派来的;张容林、李林夫妇二人、黄流、张黎夫妇、芦白、吴仲秋、周维、杨烈光、杨启慧夫妇等都是由敌占区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

三、学生来源。二师筹办初期,学生的来源一部分是关中分区四个县的冬学教员,一部分是关中分区四个县的完小学生,少部分是由敌占区通过各级党的地下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学生。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中学生,完小学生,根据教厅规定,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教学方案。设有政治课、语文、算术、历史等。教材大部分由教员自己编写,自己讲,学生用笔来记,教师讲课注意启发式。每次上课都要进行讨论和复习。在生活上要求很严格,无论是生产劳动,上山打柴,开荒种地,行军途中,日常生活,都要开班务会、小组会进行讨论,使每个学员都过着严格的纪律生活,基本上做到了学习、劳动相结合,给学生奠定了良好的优良作风。





来源:《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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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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