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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窗|回忆】回忆贾拓夫在西北局的日子

2019-05-10 14:46:49    来源:在西北局的日子里    


周维仁,原名贾虹生,1943年9月生于延安,原籍陕西神木县,国家计委原副主任贾拓夫之子。1962年参军,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副秘书长兼国内部主任。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黄土情联谊会会长。


贾拓夫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在陕甘根据地走出来的老同志中是出类拔萃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央指派他去做经济工作,由于刻苦钻研和善于调查研究,他很快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深得毛泽东、张闻天和陈云同志的赞赏。习仲勋曾经回忆说,1942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其中许多资料是拓夫同志提供的。


能学善用


1942年成立的西北财经办事处,是统筹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机构。194510月,陈云同志去东北,贾拓夫接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他坚决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并学习运用陈云同志关于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发展边区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贸易斗争,使边区军需民用的物资基本上得到保证,边币和物价基本上得到稳定,财政收支基本上得到平衡甘宁边区、西北边区军民战胜国民党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取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73月,西北财经办事处随西北局机关撤离延安,转战北。19485月,又迁回延安,在王家坪办公。这期间,贾拓夫与习仲勋朝夕相处,密切合作。他们还一同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小河会议与杨家沟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特别是194712月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习仲勋同志代表西北局针对当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如残酷斗争地主、损害中农利益等错误做法,向中央进言,毛泽东听取了习仲勋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写进了任弼时主持起草的会议文件。习仲勋同志代表西北局提出的这些意见,也得到了贾拓夫的支持。由于胡祸(胡宗南)和十个月残酷的内线作战,使甘宁边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贾拓夫充分利用前线胜利的有利形势,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恢复经济,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到1948年底,边区的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绝大部分灾民得到救授。西北全境解放后,西北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临危受命

1948年4月2日延安光复,革命圣地从蒋介石、胡宗南手中又回到共产党和人民怀抱时,西北战场解放军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接管西安的筹备就摆上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议事日程。1949年2月9日,贾拓夫向西北局上报了《关于准备接收西安的初步计划》,得到西北局的批准。计划包括八个方面,即:(甲)西安情况的搜集和调查;(乙)接收西安的政策研究与准备;(丙)西安军管会的组织与准备;(丁)接收西安的干部准备;(戊)卫戌部队的准备与训练;(己)入城干部的训练:(庚)供给上的必须准备;(辛)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2月28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16人组成的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贾拓夫任主任。4月份正式组建各接管组和完成干部配备工作,5月12日印发了《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5月18日正式任命贾拓夫为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5月20日任命了军管会各正副处长和公共房屋管理委员会成员。5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攻进西安,军管会人员23日进入,24日正式对外办公。同时发布军管会布告“管字1号”,直布军管会正式成立,主任贺龙,副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

至此,西安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贾拓夫作为西北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财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彭德怀)和西安市军管会第一副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兼西安市市长,立即进入中枢,紧张地指挥城市的接管工作。这时的贾拓夫,年仅37岁。在1949年2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及晋绥行署代表联席会议上,西北财经办事处改组为西北财经分会,贺龙为主任,贾拓夫为副主任,习仲勋、刘景范等10人兼任委员。同年6月,西北财经分会迁驻西安。

 贾拓夫进入西安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各项生产。他门仿照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使接管工作顺利实现。由于贺龙主任不久即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另外两位副主任赵寿山、甘泗淇又都在前总工作,因此西安军管会的工作基本上全是由贾拓夫主持进行的。他还担负着西安市党政领导机关的组建和西北财经工作方面的重要任务,担子实在不轻。而贾拓夫身边的秘书处,除任秘书长的常黎夫和副秘书长杨晓初外,只有秘书10多人,人员非常精干,工作机动灵活。据常黎夫回忆,他和贾拓夫经常是晚上写文件,常先睡一会儿贾先写,下半夜三四点钟时贾去睡,常起来接着写,天亮后拿着稿子去作报告,或送西北局审议。他们从未感到过疲倦,而且还充满豪情和愉快。


三抑物价

在两个月接管西安工作初战成功的时候,贾拓夫及时向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提出:下ー阶段西安市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用全力恢复与发展公私生产,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难民、游民及失业者转业、就业或向衣村疏散,以增加生产,减少消费,求得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安定民生,其他…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就业这一中心环节,相互配合进行,不可孤立进行”。

他认为:“这是牵连最广并带有根本性质的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一个消费城市在解放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城市其他各种重大问题,如治安问题、金融问题等,均与解决这一问题密切相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办法是积极生产就业,不是消极的救济维持。”他大胆提出:“为便于集中领导,军管会于军管工作总结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所需各种生产事业和行政业务,移交各主管部门领导管理,使工作走正轨,迅速推进。”并相应提出了加强管理、发展生产、改进业务和结接管工作,加强主管制度的一系列工作方针、措施和政策建议。

19503月,贾拓夫认真组织清查仓库,严格统计,同时,仔细地定编制、定消耗,厉行节约,按中央要求,除地方附加外,将所有公粮、税收和物资交中央统一调度和使用,建立和执行全国统一的收支管理制度和其他有力措施,很快扭转了长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物价飞涨,促使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

进入城市,新生政权立刻面临着同多种币制及实际流通的银洋、铜元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的局面。贾拓夫立即带领政府和财经机关,开展同贩卖和使用银洋、铜元的战斗。他明令禁用银洋、铜元交易,把收兑银洋的牌价提高58个百分点;责令公用事业机关拒收银洋,只收人民币;税收机关在废除少数不合理苛捐杂税的前提下,立刻按原税制、税率开征税收,在市面上检查、取缔银元贩子;司法机关不受理一切银洋债务纠纷案件;积极向市民进行维护人民币、不用银元的宣传;同时,责令国营贸易公司积极组织物资,抛售商品,压抑物价。这一系列措施很快起到作用,把银洋打入黑市,铜元完全被取缔,物价开始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扩展。

时隔不久,国民党军队困兽犹斗,反扑至咸阳和西安附近。匪特加强破环和宣传,造成人心浮动,黑市银洋一下子暴涨3倍多,再次引起物价猛涨,不少商店拒收人民币,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在银洋问题上的斗争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贾拓夫和政府各部门配合严厉镇压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借华北的大军抵近、前线捷报传来之机,积极扩大宣传。同时,贸易公司组织的物资增多,向市场抛售,开征上半年营利所得税,并宣布公粮折收50%人民币。银行积极开展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并在黑市上低价抛出银洋,以黑市打击黑市,遂使二次波动再次平息下去。

新政权进入第三个月,银洋再次作祟,物价又上涨。但由于政治、军事形势有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继续生效,故未出现大的波动。打击银洋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的斗争,是接管工作在经济领域中首要的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西北地区的物价到1950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稳住了。

贾拓夫在1950710日西安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是这样回顾的:19502月下句,西安市的60种商品平均物价比194912月底上涨了243%,其中14种商品上涨381%。但到了3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上述60种商品平均物价较2月下旬下跌30%,其中14种商品下跌38%,4月又较2下旬下跌52%,其中14种商品下跌62%。到5月初即转入平稳,制止了连续10余年来物价膨胀局面,解决了国民党1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重视工人阶级

贾拓夫在进入西安到1952年秋调中央工作期间,做过许多工作,对西北地区财经战线的恢复、稳定和发展,作过突出贡献。在领导西北财经工作时期,贾拓夫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注意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西北50万工人,贾拓夫被选为西北总工会主席。为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他和总工会的同志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取消欺压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并首先在产业工人中(铁路、油矿、纺织厂、国民党后勤军需厂等)组织工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还特别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工人发动起来后提出一些一时还做不到的过高要求。同时,正确贯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原则,使得复杂的劳资关系比较协调,稳定了工人队伍,提高了工人觉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的西北总工会副主席杜延庆回忆说:“拓夫同志进入西安时,忙得一塌糊涂,西北总工会又是兼职,但他对工会工作非常重视,凡重要的汇报事情,他都挤时间来听:重要的工作,他亲自来部署,他不认为这是额外负担。记得1950年,推广五三厂经验,贾拓夫还亲自主持传播经验的大会······”贾拓夫领导的这些斗争,对于西安以至西北地区经济的稳定、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成为接收城市工作的很好的经验。

195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习仲勋和贾拓夫同志都调往北京工作。习仲勋先后在中宣部和国务院工作,而贾拓夫始终都在从事工业与财经工作。习仲勋不止一次谈起贾拓夫的才干,他说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论十大关系》,就吸收了贾拓夫的不少见解。

十年动乱初期,“四人帮”多次捏造罪名,诬陷贾拓夫。他在遭到残酷迫害后,于196757日含冤死去。贾拓夫同志逝世时还不到55岁,但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优秀品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都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齐心周维仁

来源:《在西北局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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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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