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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窗|回忆】痛悼老领导和良师常黎夫

2019-05-15 16:50:55    来源:《在西北局的日子里》    

王伯惠,1925年出生,山西岢岚人。1940年4月参加工作,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甘宁边区保安处、边区政府秘书、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副处长,旬阳县县委书记,陕西省人委农业办公室副主任,阳地委党校校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委副主任,省委党校校长,政协陕西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黎夫同志逝世了,我们这些曾经在他长期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感到特别悲痛。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由衷地缅怀他。

秘书工作的杰出代表


黎夫同志长期从事秘书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发挥秘书工作部门的政治助手作用和联系、综合与枢纽作用方面,做得是很出色的。

 他能够很好地协助主要领导组织好各种重要会议,推动全面性重要工作。早在1948年,为了加强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经验主义的思想作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黎夫同志把它作为整个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自觉地加以贯彻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他据此主持起草了《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在讨论通过这两个规定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还要求总理、副总理每人分工联系几个省,加强上下的直接联系,还建立了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同各省负责同志直接联系的制度。这些都对国务院及时了解情况和推动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夫同志处理政务精明练达,处理事务周到细致,是秘书部门文武全才的好领导。他常说,秘书、秘书长是党政领导的参谋助手,既参与政务,又管理事务,有文有武,承上启下,“跑龙套”是免不了的,不可轻视当“配角”要承接上下、联系左右、沟通内外,起到“甘草”的“和百药”作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管,而且要管细管好。机关的政务和事务工作,他都抓得有声有色、周到帖。他通过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秘书工作和机关事务管理的好干部。


善做统战工作的领导人



黎夫同志当好领导政治助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主动担起做好机关内部统战工作的重任。为加强这一工作,西北军政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机关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他是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把做好机关统战工作与提高机关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领导水平密切联系起来。他强调,只有把单纯的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水平,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好机关统战工作和机关的其他工作。在工作中,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无论是对西北军政委员会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治中副主席,还是对下面的各级负责人和公务人员中的民主人士,他都平等相待,热情团结。在学习上,注意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在工作上,尽力帮助,尊重他们应有的职权;在生活上,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安排和照顾。在他们思想和工作上出现问题时,他能个别谈心,坦诚相见,化解矛盾,达到互谅互信、团结向上的目的。经过黎夫同志的不懈努力,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成为统战工作的模范单位,起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夫同志对一些具有代表性民主人的工作,做到了细致微的程度。他非常尊重张治中副主席,对其应阅读的文件,应批示的公文,应参与的政务,都作了妥善安排。他曾经陪同张治中到甘肃、宁夏、青海视察生产救灾工作,长达一个半月之久,并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一一落实解决,对其生活也细心照顾。张治中对以常黎夫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干部有良好印象。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谈维,是民革在西省的主要负责人,黎夫同志与他合作共事5年,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同志和好朋友。改革开放以后,谈维成为西省政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黎夫当介绍人,他最终实现了这个夙

1961年,黎夫同志担任党中央西北局的统战部部长,虽然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但他还是尽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强调要恢复和发展牧区生产,主动改善同少数民族上层的关系,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文革中,他被“四人帮”迫害10年之久。1978年恢复工作,他担任西省委统战部部长。为恢复“文革”中解体的统战部和政协组织,平反原由省委统战部管理的88名爱国人士的冤假错案,为彻底恢复7000多名原定右派分子的名誉,他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给西统战工作的拨乱反正定了基础。之后他调任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仍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平反了大量假错案,胜利完成全省这一拨乱反正的要工作。


实事求是的精神




黎夫同志一贯不讲空话和大话,更不讲假话。他搞了一辈子文字工作,但从不写空洞无物的东西,更不文过饰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不搞大轰大嗡和“逼、供、信”,而是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搞清问题的真相。所以,他手上没有冤假错案。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大斗的年代,这是很难做到的。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支持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60年代人们出于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维护,对于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多归罪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黎夫同志根据自己在米脂县高西大队进行蹲点调查的实际情况,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说,下面的民认为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深刻揭示出了“三面红等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危害。

1961年秋,他带领工作组到榆林地区进行调研,当时对于毛驴是否下放到户的问题,大家有争议。在充分了解实情、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他意工作组和定边县委把毛驴下放到户的意见,有力地促进了定边县和邻近一地方农牧业的大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他一直十分关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发展,并亲自调查研究,配合省委农工部搞好这方面的工作。


清正廉洁的风范


黎夫同志常说,比起那些长征过来的同志,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奋斗过来的同志,特别是革命先烈们,我们真是走平路,甚至是走捷径,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还有什么值得向人炫耀的?他从不计较个人职务的高低、待遇的多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心尽力地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他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不吃请,不收礼,一尘不染,两袖清风。1982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来西安参观访问,送给他两瓶高丽参酒,他交给省人大办公厅,在库房里积压了14年之久。他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曾斩钉截铁地说:“向不正之风作斗争岂顾三亲与六朋。以革命传统正身,甘当怨言与骂声!

作者:姬也力王伯惠

作者:姬也力王伯惠

来源:《在西北局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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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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