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我随徐向前元帅到冀南,准备去接收愿受八路军改编的、驻在武强一带的地主武装“青年抗日义勇军”段海洲部。
段海洲是安平县的一个大地主,北大毕业学生,曾在阎锡山部当过教官。七七事变后，他回到老家,在安平、武强、交河一带,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收编了一些旧军官、土匪和许多从北京出来的抗日青年学生,组成“青年抗日义勇军”，约四五千人,段任司令。1938年春,段海洲派代表陈元龙去南宫县,通过张策、段君毅等同志,跟区党委的李菁玉同志、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的陈再道、宋任穷同志进行了联系，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实际上,这本不是他的心意,而是迫不得已。那时他受南北两面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河北民军二路赵云祥,赵老想吃掉他,一度扣留过他的参谋长朱家恺;北面有吕正操，势力更大,也想收编他。在此情况下,段海洲产生了找靠山的念头。东纵进驻南宫,打了几个胜仗，收编了周围几个县的保安队和伪军,八路军在河北的威望和影响更大了,同时他内部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如陈元龙等，对段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看到只有向八路军靠近,接受八路军改编才是出路。他派陈元龙作为常驻南宫代表与冀南区党委和东进纵队商洽段部的具体改编办法。我们把段接到南宫,住了几天。徐帅亲自同他谈话，然后,派我一个人随段海洲到了武强,段召集部下干部开会，请我讲话。根据当时中央的精神，我着重讲了“团结起来,打日本”,“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等道理。会后,他的一帮参谋、副官反映很强烈。那些人中,除了土匪、旧军官,还有国民党特务“CC派”。听说队伍要开往南宫,许多人不干了;还有的不愿离开家乡,所以,队伍还没开拔就纷纷开了小差。
队伍从武强出发,到了冀县大寨村,把在那里的一部分人带上,到了南宫,路上走了四天。我向徐帅反映了段部的情况,提出必须将其中的干部调整一下，否则,对改造段部不利。徐帅同意了我的建议。随以师部刘师长和邓政委的名义,调了几个人去太行山随营学校——一二九师教导队学习。段部的那位国民党“CC派”参谋长朱家恺就是那次离开的。在教导队,朱家恺学习、改造得很好，不久就入了党。
段部在南宫改编时,人数已不足三千了，编为一个团,与徐深吉同志率领的七七一团及在安阳战斗中收编的部分伪军合并。为争取段海洲,部队取名“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原徐部为青纵一团,段部为二团,安阳伪军部为三团。段海洲为司令，徐深吉为副司令,我为政委。我这个搞军事工作的就是从那次开始改做政治工作了。
“青纵”成立后,稍加整训,即从冀南开到南边的滑县、道口、济沁、清淇、濮阳一带。不久南宫以东发生了“六离会”叛乱事件。大地主、大汉奸李耀庭操纵“六离会”在张马、小屯附近,袭击了我津浦支队,杀死支队政委王育民等24人，还抢走一部电台。为了分化瓦解会道门组织,迅速平息叛乱,我们的部队又返回南宫,开到张马、甘狼冢一带,与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一起,击溃了“六离会”纠集的一万多人的进攻。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会道门组织很快土崩瓦解。冀南区的中心地带平稳了。之后,我们就在南宫、威县、永年附近活动了几个月。
大约到了1938年的11月,枣强又发生了“白吉会”叛乱事件。国民党孙良诚部的游杂武装胡和道部,指使“白吉会”几万人,勾结赵云祥,将我刚刚收编的“独立团”和枣强县政府、战委会等团团围困在城里。他们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反动要求。宋任穷主任派我带骑兵团,与军区、行署干部张策、荆杰同志前去解决问题。骑兵团冲过赵云祥部和“白吉会”的防线,进了城。我们跟胡和道谈判,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然后提出驱散“白吉会”。并严正指出,不要鼓动和利用受蒙蔽的老百姓搞磨擦，但是,他们根本不听。城外“白吉会”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不肯撤去。谈判无法进行下去,于是才决定打他们一下。我在本本上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谈判几次了,你们没有诚心,而且越来越嚣张。现在,我们已忍无可忍了,特此通知你们。”撕下纸条派人给孙良诚送去。接着,我们便开火了，枪一响,“白吉会”立即散去,胡和道和赵云祥也都偷偷地溜走了。
以后，日寇从邢台出发,开始对冀南区进行第一次全面“扫荡”。首先占领了隆平、故城、恩县三个县城,与此同时,南面的日军也越过黄河,向鲁西北进攻。在鲁西北,范筑先专员驻守的聊城被敌人占领,他英勇牺牲了。当时,日寇还没到南宫,青纵正在南宫以西阻击敌人,范筑先牺牲后,他的部下乱了,宋主任又派我到鲁西北去工作。
范部原有三十多个支队,建制比较混乱,有的一百来人是一个支队,三百、四百、最多到一千多人,仍是一个支队。他里面的第十支队,千数人,是鲁西北区党委的部队,范本人同我党我军的关系很好。在他牺牲前,那个地区的军队一直没用八路军的名称。范牺牲后,为了纪念他,称为“筑先纵队”，其政治部就是我鲁西北区党委的机关，而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是冀南的人,对于这些情况,范专员是清楚的。他是国民党内坚持抗战,主张同我合作的开明将领和抗日模范。但是,手下的参谋长王金祥,却是国民党鲁西北的反共头子,总想从中挑拨离间,制造事端。范筑先牺牲后,整个部队无人统帅。
我从冀南出发,号称“先遣纵队”，没有带兵,仅有两个警卫员。由青年纵队的警卫排护送我到冠县。我拿着李菁玉的信,找到了张霖之，与地方党接上了关系。然后把十支队的一些干部找来,将十支队改为“先遣纵队”，对外称“筑先纵队”,我是司令员兼政委。这是1938年11月末至12月初的事情。
就在我去鲁西北期间,段海洲托病请假回家。临走时,徐帅送给他十几匹马和十几只步枪。可是,他一去再也没回来,只是把马和枪派人送回来,不久,就投靠了国民党十军团的石友三。石给了他一个团，当了团长。1939年底我冀中、冀南部队联合讨伐石友三时,他作为石部通过鲁西北,我率部跟他打过仗。再以后,他跑到武汉当了师长,在濮阳地区,曾与徐深吉率领的新四旅遇上过。徐深吉给他写了信,诚恳地希望他能返回八路军这边来,但他不听。以后,我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解放后,听说他在重庆开过理发馆。段海洲此人,没有多大本事,有本领、有远见的是他的秘书陈元龙同志。陈在代表段海洲与八路军谈判时,虽然不是党员,但却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立场上,对改编段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个好同志，听说后来曾担任过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在“四二九”突围中,不幸牺牲了,我们不能忘记他。还有一个陈子斌,后来是十团团长,思想进步,也是个好同志,以后在战斗中也牺牲了。李松霄是段部的政治部主任,也是个好同志。另外,当时段部中的一些青年学生,对改编工作也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们有北京大学毕业的,有济南大学毕业的,现在都是正校级干部喽。当时，如果没有我党我军的声望,没有那些干部和青年学生的支持和推动,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改编段海洲部，是十分困难的。
注：李聚奎，湖南涟源县人，1928年入党。曾任红一军团师长、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四野副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委、石油工业部部长、总后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军委顾问等职,曾当选为四、五届人大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