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衡水农耕条件划段初探(下)

2019-12-03 19:31:29    来源:中国视窗    作者:

  再就是让农民备感振奋的农药、化肥、手摇式喷粉器和喷雾器。以药治虫、用机械器具杀虫,比起过去的土法(草木灰)杀虫和手工施药,具有效率高、威力强、易操作、效果显著的特点。

  尝试性科学种田时期的农耕条件阶段,使广大农民看到了新兴农耕器具的优势,有了通过新的农耕器具改变传统耕作模式的概念。发展是艰难的,但发展也是肯定的。因为农民也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加之这个时期农业收入、农耕水平的提高和改善,在基础农耕器具的添置方面有了明显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各家各户常用农具的拥有量发生了可喜变化,解放初一穷二白的惨淡局面正在被打破。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也诞生了新的农耕器具。一是水井、机井的建设和应用;二是消灭蝗虫。当时一个有千数口人的村,起码新挖了五至八口水井,个别城边村还打了机井。就要这些水井的挖掘过程中还诞生了一些新的农器具,比如滑轮车、行盘。都是当初的新生产物。再就是蝗虫拍的出现,它类似于苍蝇拍,用旧的布鞋底钉上一段竹条(作手持的把手),去田间拍打随处可见的蝗虫。在当时,这种蝗虫拍人手一个,为消灭蝗虫起到了极大作用。毕竟这是一种应急、且针对性很强的器具,随着蝗虫的消灭,三五年后便停止使用,但作为辅助农耕的工具,它已留在了那个时期。

  这个时期除去新增了许多农耕器具外,还诞生了一些农业“设施”如灌溉用的水井、提水用的水车、育红薯苗的山温床和养育黄韭菜的地阴半阳的温室。

  三、推广农药、化肥时期的农耕条件段(1966—1976)

  上世纪60年代之后,农村农业在三个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渠水灌溉普及,二是扬水站普及,三是农药化肥广泛应用。在渠水灌溉方面,衡水西南部,地处石家庄下游,石家庄1958年修建的岗南水库直接惠及衡水。那时水资源充沛,每年从春到秋都有渠水源源不断地供给,从而形成了地上水渠自流灌溉的大好局面,与此配套的农耕设施和器具也随之诞生,如:闸门、启闭机、涵洞、水泥管等,都被广泛应用到了农田灌溉当中。扬水站是近靠河流区域实施灌溉的新兴设施,主要是通过二级扬水,制造水位差,然后通过地上水渠进行灌溉。扬水站的主要设施是大马力柴油机、水泵(后是配电盘、电机、水泵)、蓄水池。蓄水池的作用是减缓水泵出水的冲击力,尔后流向需要用水的方向。在农药化肥的广泛应用中,当时的“氨(音)水袋”是新生器具。它由涂胶的帆布粘合而成,放在拖拉机上,用来运送未经结晶的碳酸氢铵到田间,然后借用盛器,施入土壤或秧苗周围。

  这期间也诞生了一些自制杀虫器具,较广泛应用的就是谷地里插放草把,用来诱捕虫卵。这一方法简便易行,可谓低成本高效率。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新器具就是提镰,它一改传统的拾棉花柴用摇棒的做法,是借助一根木棍,上面固定一个由方铁棍形成的“V型”夹角,将棉花柴卡死提起,比摇棒效率提高两到三倍。

  这期间的农耕设施发展较快,最为显著的是深州市全部、衡水市的西南部和冀州区的西南部,全部实现了渠网方格化灌溉。如果换用文学手法描写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的:干渠支渠纵横交错,渠道两旁杨柳婆娑,潺潺流水,在农民兄弟的操控下,流向田地,灌溉着亟待喝水的庄稼。

  四、农田基本建设中跟进农耕条件段(1977—1982)

  197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已接近改革开放,国家农业出现了探索性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很快催生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他们想方设法购买牲畜、置办农耕器具,一时间,家家户户把拥有基本的农耕器具当做重中之重。小双轮车、耠子犁耙成了所有家庭生产单元的标配。大牲畜一家一户买不起,他们就自由结合,几家联合买一头牛或是一匹马。仅牲畜一项,按百人计算,此前,每百人平圴10—15头牲畜,此后,每百人拥有的牲畜数量猛增到30—45头。相对应的农耕器具,更是增加迅速。此时铁制农耕器具以制造快捷、耐用受到农民热爱,一时间铁犁、铁耧、铁耙、铁拉车、铁推车占据了农耕器具的主导地位。

  不可绕开的一段农耕器具发展史实是1977年前后。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这一发展计划的提出,推动和影响了全国各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12马力小拖拉机的诞生,它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中的运输能力和耕种能力,加上与其配套的播种机和犁,其工作效率是一头牛的十倍。再就是深井泵的诞生。由于地上水的减少和地下水的急剧下降,以往的离心泵,在干旱的夏季已经抽不到水。而新型的深井泵,能将水泵下到井下,且不需要在工作前灌泵加水,这一农耕器具的诞生,为当时的农业丰收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但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这类大型农耕器具由于价格高,且一家一户没井配套,一度减缓和推迟发展。

  总之,1977年—1982年的农耕条件改善,依然是向上向好的发展,为1980年代后的农耕条件改善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

  五、个体农业进程中革新农耕条件段(1983—1996)

  1983年包产到户后的农民,第一次尝到了收获的甜头,他们除去交足公粮之外,还有充足的粮食可以自由支配,变现成钱。接着1984年、1985两年,农民又获得了丰收。以食用油为例,从前每个人每年只能从生产队分得3.7斤油,后来各家各户秋后收获的食用油少则一二百斤,多则一两千斤。如此巨大的收入变化,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出奇高涨,他们置办农具、加大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投入,不少家庭买了骡子、马等大牲畜,有的干脆买了小拖拉机。接着,配套的农机具有车斗、犁、耧、推剪式小麦收割机、脱粒机,有的还自制了比传统碌碡大一倍的水泥碌碡,用来打轧小麦、谷子,其效率是传统牛拉碌碡的二十多倍。对此,我们在冀州区冀州镇、衡水市河沿镇、故城县郑口镇,分别找了三个人口圴在1500左右的村,对1985年的新农具添置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一年,三个村分别添置小型拖拉机46台、40台和38台。添置骡马分别是50头、65头和40头。另外传统的收割小工具有的被淘汰,有的被革新,其中新型的月牙镰刀和木锨,就深受人们欢迎。月牙镰刀,刃口是锯齿状的,与传统的镰刀比,不用磨,还特别快。木锨也一改旧的工艺,用金属做连接,特别结实、实用。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1983年—1996年农耕条件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这与改革开放后对路的农村政策不无关系。

  六、农民富裕后积极改善农耕条件段(1997—2006)

  通过调查走访,我认为1996年是农耕条件革命性改观的关键年,许多农耕器具和设施在1996年前后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主要因素:一是大型耕种、收割农机具的普遍应用,使传统的耠子犁耙没有了用武之地;二是大量农作物的丰收,从前的粮囤、粮仓已不能满足,加之粮食流通政策的放宽,收粮大军买卖做到了田间地头,传统的储粮设备被迫废弃;三是机械化耕种的高度密植、除草剂的使用,使过去的锄草工具没了用场。鉴于这种情况,许多农户添置了小型便捷的农机具,配合田间管理,如机动耘锄、机动施肥机、机动播种机。这类小型农机具,马力很小,操作轻便。这期间的农民,舍得投入,更重要的是买得起。

  七、现代农耕条件下的定格与趋向段(2007—2019)

  进入21世纪,农村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种田,选用良种、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已是农民挂在嘴边上的事。特别是近几年,高科技的普通应用更是为农村农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虫情测报、苗期管理、种子筛选、气候应对、种苗移栽、无人机喷药等许多先进的耕种管理技术,都能让农民及时撑握。特别是智能、高精度、高效率的耕作机械,让农民有了极大的主动权,过去,颗粒归仓的小农意识和靠天吃饭、人拉耠子人拉犁、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

  那么,农耕条件彻底改善,农业生产力极大提高后的农民在想什么?特别是在农耕时代充当绝对主要角色的农耕器具又将何去何从。这也是广大农民不忍心提到的问题。农耕器具曾经伴随着新中国的广大农民走过了七十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面对没了用场的农耕器具,起初农民也是不忍丢弃,但时间一长,也只能在“存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叹息声中,由它而去。有的做了烧柴,有的卖了废品。然而世间总是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看准了农耕器具的未来命运,于是伸出了抢救之手,开始了农耕器具收藏。衡水市区的周长征就是农耕器具收藏的突出代表。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农耕器具收藏,已投资近百万元,收藏农耕器具上千件,如今已建起了衡水民俗博物馆。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农耕作为一种文化,正在或已经登上中国历史的殿堂,以“标本”和见证者的身份为新中国的明天做着历史的陈述,这也正是后人对中国农耕器具的正确态度,当然更是一种文化的担当。

[责任编辑:张东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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