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间诞生了一部反映冀中抗日军民血与火的斗争生活的历史文献，这就是后来震动全国乃至扬名世界的《冀中一日》。
这年春天，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在会见冀中区几个文化人时说：“高尔基主编的《世界一日》出版了没有?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看到过没有?咱们也在冀中发动一次‘一日’的写作运动，你们看怎么样?”没想到在烽火硝烟中运筹帷幄的将军，不仅抓“武”百战百胜，抓“文”也匠心独运，王林等文化人禁不住异常兴奋，连声说，太好了，好极了!
进入4月，冀中抗联所属各群众团体，以及冀中党委宣传部、冀中军区政治部和《冀中导报》报社的代表们，纷纷聚集在安平县彭家营村的一处农家小院中，共商《冀中一日》的编写事宜。经过充分酝酿，成立了《冀中一日》编委会，王林为主任，王林、陈乔、李英儒等人任主编，时间选定在5月27日这个极平常但又能真切反映出冀中抗日军民斗争和生活的日子。
《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得民意顺民心，整个宣传活动搞得广泛深入人人皆知。各个机关、部队、团体都把任务布置到每一个基层单位，许多连队和村庄都有专人督促检查落实。
经过了5月27日这一天的亲身经历和细心观察之后，从冀中区领导干部到一般人员，大家纷纷拿起笔记录下身边事及所感所思。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都要用麻袋装，用马车拉。彭家营《冀中一日》编委会里热闹非凡，各个办公桌上都堆满小山似的稿件。为了尽快成书，冀中区各部门抽调了40多位宣传文教干部专门选稿，再交给王林等人编辑。历经八九个月的时间，经过编委会安排，第一辑题目为“鬼蜮魍魉”，主要内容为揭露控诉日军暴行，由王林编辑;第二辑为“铁的子弟兵”，内容是武装斗争的艰苦卓绝，由孙犁编辑;第三辑的题目“民主、自由、幸福”，主要写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由陈乔编辑;第四辑是“战斗的人民”，反映人民群众抗日的英勇斗争，由李英儒编辑。全书约30万字。
此时，远在晋察冀边区文联的孙犁为何也参与了《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呢?原来，1941年秋天，孙犁恰好请假回到了冀中，忙完公事之后到老家安平县孙遥城村与亲人团聚。此时，《冀中一日》编委会正收到大量来稿，王林一帮人忙得上气不接下气，得知孙犁回到了家乡，王林立刻请出孙犁加盟，使编委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编辑完成后，大家又马不停蹄地刻版、油印、装订成册。初版成书200本，随即由交通员们肩背担挑，穿越日军的重重封锁线，传递到冀中各地，抗日军民捧读着飘散着油墨香的麦秆纸书本，读着由自己亲笔写出的文章，无不受到莫大的鼓舞。
《冀中一日》书中一篇篇短小精练、朴实无华而又充满真挚情感的文章，充分显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智慧和创作才华，真实地记录下了冀中根据地抗战生活的整体风貌，生动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中国人坚毅执著和献身精神，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一个缩影。这次写作也是一次大众化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进军的一面旗帜，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文艺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冀中一日》出版之后，编委会根据各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又做了补写、补选和校正的工作，全部资料由王林负责编辑。但没来得及复印，就遭遇了日军发动的“五一大扫荡”，编委会也要由彭家营、北郝村一带转移到外地打游击。于是，王林找到一个堡垒户，将全部资料藏在了房子的夹壁墙中。一日，在“反扫荡”间隙，王林绕道悄悄地前去堡垒户家中察看，谁料想那房子竟然被日军付之一炬，资料也难觅其踪了，重印《冀中一日》成了这个抗日文化战士的难圆之梦。
当硝烟散尽和平年代来临之后，文化部门为寻找失落已久的《冀中一日》全书，曾作了广泛深入的征集工作。河北省文联于1951年找到了第一辑，1958年王林找到了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却“千呼万唤不出来”。无奈之下，1959年7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只能将两辑合成一书出版。1959年秋天，中共河间县委从一位老教师家里找到了第四辑。但第三辑仍未找到。
1960年5月间，当年曾经在昏暗的油灯下刻写《冀中一日》钢版的铁笔战士周岐，在老战友处见到了他精心保存的《冀中一日》四辑全书。周岐赶紧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系，将四册泛黄的全书寄去。当年诞生在血与火的岁月中的《冀中一日》四辑全书，在和平年代才又得以再版重印，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终于再放异彩。
来源：《博陵古韵》杨福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