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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济洲:当马克思主义遇到中华文明

2018-04-25 14:36:42    来源:人民网    

编者按:马克思是人类社会最伟大、最崇高、最彻底的共产党的创立者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人民网福建频道与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策划推出“致敬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写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系列文章,以此表达对马克思的深沉纪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时刻警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郑济洲(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博士)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被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当马克思主义遇到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着中国的近代革命、现代改革和当代发展。同时,中华文明也得到了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着“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文化自信成为了“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认识方法和理想追求具有相似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相遇,从一开始就酝酿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和中华文明的新辉煌。

一、立场:人的解放对民为邦本的推动

马克思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使人失去了人的本质。马克思探讨了克服异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即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以人为本”具有相似性。然而后者对于前者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与政治合法性直接相关,《尚书》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华文明中,人民的福祉决定国家政权的稳定,在“民本与政治合法性”的命题中,民本是前提,政权合法是目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执政者是为了获得政权、稳定政权才以民为本。相较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是“民主与政治合法性”,民主是“以人为本”的另一种表述。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民得到解放、获得权力、使用权力,才能真正使政治合法,才能真正让“民”成为“人”。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为思想指导,才真正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二、方法:辩证方法对一分为三的推演

唯物辩证法,仅仅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彻底严整的科学体系”,建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是在于:建立了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依靠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能指导中国的实践,正是由于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极其相似。中华文明的思维方法是“一分为三”的,这在道家和儒家的典籍中都明确记载。《道德经》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段话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元典《易经》所内涵的太极生阴阳,阴阳化为三,万物随后成。而深谙《易经》的孔子也提到:“过犹不及”,过度和缺少是生活的常态,他们是人、事、物所呈现的两个极端,孔子所追求的是合适,合适是最好的状态,也就是“第三种状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追求化解矛盾,辩证统一,实际上就是追求“第三种状态”,这种状态是新的状态,是希望的状态,是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理想。

三、观点:共产主义对大同理想的推进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也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自然界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变成完全属人的自然界;而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真正地占有自然。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没有压迫、没有斗争,和谐和自由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这种追求在中华文明也存在,那就是《礼记》所记载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人的伟大理想,然而这一理想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大同社会是以中国为天下的核心。在中国“天下大同”的理想下,在中国盛世之外,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中华文明实际上构建的是一个单边的世界格局,四方的落后是被预设的,四方的同化是被先见的,这并不符合当代世界多边发展的世界各国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又一次对中华文明实现了推进,当代的中国没有放弃中国公民的解放,也没有忘记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相遇,是一千年“最强大脑”与五千年“最久文化”的相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场相遇是激烈的思想碰撞,又是完美的思想融合。在马克思诞辰200年来临之际,让我们在中华文明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在中国发展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作者:郑济洲 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博士)

[责任编辑: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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