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在瑞典揭晓。回首半世纪，共有81位经济学大咖获此殊荣。他们是如何“过关斩将”拿下了大奖?其研究成果又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有哪些研究能解释你“买买买”的冲动行为?
奖项年轻选拔却“老道”：考察期有时长达数十年
不能保证所有评选结果都绝对正确，但愿每一次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彼得·加登福斯
与物理学奖、文学奖等“元老”级诺奖相比，经济学奖足足晚了半个世纪“诞生”，该奖项成立于1968年，次年首次颁奖。虽然奖项年纪不大，但对于提名人选的考察并不简单。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评委会评定，评委会包括5名到8名成员。评委会每年从世界各地收到的提名有200个到300个，评选流程包括资格确认、初选和复选。
评委会怕“看走眼”，有时会把考察期拉长至数十年。也正因如此，经济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7岁。
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在20世纪90年代，因“机制设计理论”相关研究倍受赞誉。然而直到2007年，时年90岁的他才获诺奖“青睐”。他为此调侃，“对于诺贝尔奖来说，我已经太老了。”
经济学大咖玩跨界：身怀数技 重视交叉研究
我们将经济学广泛定义为，经济学家所感兴趣的任何事都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即便是其他学科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前任秘书彼得·恩隆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不少大咖都身怀数技，重视交叉学科研究。
2014年的获奖者让·梯若尔曾表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产业组织，但我喜欢研究不同的领域……”他认为，各个领域的贡献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不断提高的。
2012年的获奖者埃尔文·罗斯擅于利用数学工具，来解决经济学领域的问题。他在博弈论、市场设计与实验经济学等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2009年的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既是一名经济学家，还是一名政治学家。她对制度分析理论、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研究有“温度”：关注人类“心理账户”
尽管评委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都有一种倾向性，那就是希望获奖者既有理论论述，又能提供实操工具。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彼得·加登福斯
经济学似乎是一种“飘浮”在空中的理论研究，很难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而评委会在2018年的选择，让不少人感叹，诺贝尔经济学奖真的不再“落伍”了。
2018年的大奖花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
分析称，二人的研究关注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两大议题。前者首创的综合评估模型，被广泛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共同发展，后者的理论则被用于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繁荣的法规和政策。
2017年的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的研究，被指“让经济学分析更加符合人性”。塞勒通过行为经济学，探究人类“心理账户”。
他指出，受多种心理作用影响，人们会变得非理性，难以管好钱包。比如，同样是价值1000元的鞋子，消费者在购买普通款时会犹豫不决，但面对名牌打折款时可能会冲动消费。
2015年的获奖者安格斯·迪顿发现，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高收入带来的是生活满意度，而非幸福本身。
他还专注研究个人消费行为，并提醒人们遭遇经济窘境等负面影响后会节约花钱，但从长期看，“剁手党”们很可能还是会继续“买买买”。
资料图：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出席广州论坛讨论。 索有为 摄
获奖者的中国故事：期待手机付款的生活体验
每次来中国都会期待出门只需带手机就能付款的生活体验，关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的使用，我已经是行家。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
据统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81人中，有20多位与中国颇有渊源。
唯一女性得主奥斯特罗姆曾多次访华。1997年，她和丈夫文森以及他的中国博士生一起进行项目研究，“我们去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杭州。我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兴趣从那时就开始了。”
1978年的获奖者赫伯特·西蒙，与中国多个学术领域的教授长期深度合作。与西蒙有过接触的一名中国教授回忆说，西蒙到访中国的时候还很想见一见钱学森，因为二人在美国总是错过。
2012年的得主罗伊德·沙普利与中国的缘分更久。1943年，他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作为中士被派往成都，还在服役期间参与了抗日战争。
1991年的获奖者罗纳德·科斯虽从未踏足中国，但其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深远。他一直关注中国实际问题，与中国多位知名经济学家交往颇深。2008年，年近百岁的科斯还自掏腰包举办了一场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学术研讨会议，并在闭幕致辞中由衷祝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