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贺旭志，河北衡水学院教授，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在衡水学院任教。现年94岁的老教授，笔耕不辍。退休34年，出版著作超千万字。获得专业部门奖励和荣誉称号380多项。他还在继续奋斗，目标始终如一。现分期发表他的文章。我这大半辈子(四)
下午打了准备上课铃我再回来吃，因为饭放凉了，两三分钟就到肚里了。每天一中午，到星期六晚上再在路灯下砸直。打地槽时，有时石头子少，他们就用砖球，嫌半截砖块大，让我给他们砸成拳头大的。因为急着用，我便夜间砸，有时一夜就砸10立方。有时还给他们砍草喂牲口。这样不仅解决了买药问题还余下一点， 毕业实习了，我们分到保定一中。当时我裤子上补了三层，若穿着去实习，会叫人笑话，于是我便用“勤工俭学”的钱买了身衣服，我那白小褂，毕业后还穿了多少年。
四年的大学生活过去了，苦读结束了，以后不仅我不再苦读，儿孙们也不再苦读了。
上大学时，是国家供给的，现在参加了工作，觉得若是做不好工作，就是没良心，于是给自己定了个要求:只要人活着，就得把工作做好，就得完成或超额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若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是病倒，就是人不存在了。自我参加工作到退休，没一天不“加班”，哪天工作也在12小时以上。我在石家庄师院中文系时，讲去了不要现代文学，那时没有考书，没有借鉴，都得用自己的观点分析评价，我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时讲了5个课时，组长还说我用的课时多，看一遍得用多少时间，看一遍能写出讲稿?不加班加点怎么行，我分析时说老孙头既不是贫下中农的骨干，也不是贫下中农的敌人，属于中间人物，组长听后善意地对我说:“老贺，你怎么说老孙头是中间人物，这还了得?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哪有中间人物?组 长是好意，他怕我犯错误，因为那时有些人就是这种观点，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没有中间者。今天回头 看我的观点没错，无论人与人，还是国与国，朋友和敌人都是少数，既不属于朋友也不属于敌人者，永远是多数。在藁城中学教书时，工作量更大了。这所中学每个年级4个班，我教高二两个班的语文，我们的女组长和另一位男老师各教高二1个班的语文。我们的女组长，是个急功近利，为捞荣誉不择手段的人，她把上级发的参考书锁起来不让我俩看，还三天两头搞“预讲”，她讲我和另一位老师听，就叫“范讲”，我们 两个讲他听，就叫“试讲”。我的工作量比她多一倍，哪有时间陪她搞这个，可是不参加又不行。于是, 在她“范讲”时我便思考我那教案怎么写，课怎么讲，至于她讲了些什么，我根本就没听。在讲《苏武》 时，关于单(chan)于募降者赦罪”这句，我说这句的意思是:“单于募降，降者赦罪”，这句中省略了一个 “降”字，这是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省略，她解释为“单(shin)于招募投降的人无罪”把“爵通侯” 解释成“爵位通者侯”。再加上她以前把“金无术(zhi)，读成“金兀术(shd)”。偏偏这次教导处的领导们听了我们三个人的课，于是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问为何三人两种讲法，并且说女组长讲得“欠妥”。 女组长说:“我讲的欠妥，他们应当给我指出来，为何不给我指出来?”于是领导又问我俩为何不给她提出来。我说:“她教一个班，比我少改50本作文和50个人的作业。她三天两头让我俩‘试讲"，她给我俩‘范 讲’，她那天范讲时我没注意听，我考虑我那课和作业了。再说，她是‘范讲”，是给我俩做示范。”领导听了也就没再说什么。 我在藁城中学时，是“低指标瓜菜代”的年月，政审学生时，校领导抽我出去政审，有些本县的老师
一周只调查几个学生，其吃住都在家里。而让我到宁晋、赵县。我想早点完成任务，常常在夜间12点以 前还赶村，早上天不明就上路，一天就调查十几个学生。可是，这批完了又给一批，第二批完了又来第三 批。那时每人每天8两口粮，我每天吃两顿饭，每顿半斤粮票的，当我完成任务后，吃亏了粮票，我只好 每顿光吃韭菜或豆角，我不愿给伙房添麻烦，韭菜只用开水冲一下就吃，豆角不能生着吃，只好烦伙房顺便给蒸一下或煮一下，又不愿每顿麻烦人家，便一次煮出一天的，结果豆角变酸或发霉，便闹起了肠胃病， 但我没向别人说，仍旧坚持工作。
在深县中学时，我是早起。因有几位上年岁的老师在晚自习后打扑克或聊天，影响我工作，于是下晚自习我就回宿舍睡觉，下一点便到办公室工作。夜间人静，工作效率高，到早上他们“上班”时，我一天的工作早做完了，白天除上课外就学习，干扰也没关系了。在深县中学，我收获很大，在工作中，我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也借鉴了别人不少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