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永年县赵海京先生主编、杜振国主笔的《河北铺村志》，从装帧设计到版面编排，从行文措辞到事件记叙，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该志2014年由北京图书出版社出版，全书一千万字，图表五百余张。胶粘精装，非常漂亮。这部村志得到了北京方志专家和省内民俗文化学者的一致好评。
一、一部像样的村志
首先，该志较好地承载了“志”的编纂特点，是一部可圈可点的方志。我一直认为，著书易，写志难。难就难在述、记、志、传、图、表、录、索引等各个环节的准确把握和精准操作上。这当中的每个环节，都需要编纂者身体力行，亲自考证，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但是，仅仅具备了敬业心和细心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严谨、科学的态度，大概、可能、就那么着的做法不行，道听途说的不行，有疑问、不确定的也不行。总之凡需要记录存志的材料和事件，都必须是准确无误，经得住推敲的。同时编纂过程中的体例、题材都有严格的要求。再就是图片、图表、择录资料的使用上，都要具备亲历、现场的真实感。这对每一位村志的编纂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河北铺村志》从部头到内容，从封面到内页，从凡例到目录，再到内容，已完全具备了志书的特质。如此一部像样的村志，与之县志的编纂相比，它没有力量相当的团队，没有雄厚的资金，没有得力的后盾。而全凭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收集资料，去编辑，去校对，难度可想而知。据主编赵海京介绍，起初他们的编辑团队共四人，后来增加了一人，但限于工作中的难度之大，中途四人下车，只剩赵海京一人，之后才有了他与杜振国的合作。
其次，体现了编纂者的奉献精神。志的编辑中，最需要的是“求实、创新、协作、奉献”，这在《河北铺村志》的成功编纂中得到了很好体现。为使村志搜集到第一手资料，赵海京不惜一切代价，找不到合作伙伴他孤军作战，自己跑东家，串西家，使尽全身解数，找旧时的老照片、老物件。遇到可能存有资料的人他就说：“有老照片老物件什么的给我惦记着，咱不让人家白给咱，我花钱买。”这话表面上是说给第三者的，实际是说给可能持有资料或老物件的当事人听的。七年半时间，他走访一千五百多人次，从报社、档案馆、博物馆拍摄、抄录了图片文字资料三千多份，还去山西榆次小赵庄进行了赵姓寻根。整个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无数人的冷嘲热讽，但他丝毫没有灰心，硬是一条道走到黑，完成了这册一千万字的村志。
为村志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引路。在赵海京之前，邯郸市有个村出过一部村志，但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村志，从形式，到内容，还没有完全呈现村志的基本要素。在《河北铺村志》面世后，已有两个村以该志为参考，编出了自己的村志。另有许多人登门或电话向赵海京求教，有意为自己的村编纂村志。
二、编纂村志的当代意义
有资料表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村志是掌控基本村情、记录农村发展进程、总结农村改革发展建设经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实现小康社会的有力借鉴;是挖掘保护、开发利用村落文化、旅游资源和宣传、延续传统文脉的历史依据;是扩大农民文化需求，培养爱家、爱乡、爱国情怀的良好教材;是充分发挥志书存史、资政、教化功能的有效载体;是为社会各界和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了解家乡、寻根问祖、再续乡情的有力帮助。明确这些，会引发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快速发展的当代需要“志”的记录。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许多鲜明的发展节点，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明显改善，国家建设、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村庄作为最小的行政单位，代表和反映着国家的发展实际，是时代的神经末梢，它们知疼知痒。如果说国家是一棵大树，那么中国的69万个行政村就是这棵树的根系，能够少一根，但不能一根根的全部少掉。因此标志的作用不可小觑。
二是，高度文明的社会需要“志”的助推。上世纪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村、改革开放后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和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的华西村。它们的出名，无疑占据了时代认知的制高点，而要保证和传递它们的发展光华，基础的历史资料、图片和数字是不可或缺的。很显然，这样的做法也正是村志文化跟进的具体反应。2017年11月21日邢台微信消息公布，邢台英谈村、沙河王硵村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邢台县皇寺镇、沙河绿池等25个村被省政府命名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村。我想这些村的诞生，同样离不开“志”的维系和助推，反之他们就失去了历史文化名村的意义。
三是，物资文化的交融需要“志”的涵养。进入21世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口号，由此而引发出的带有传统民俗文化色彩的品牌如雨后春笋，由此而诞生的传统名特产品、旅游产业、文化村镇、各种庙会、节市更是五彩缤纷。我知道的有泥坑酒、南宫熏肉、今麦郎面业，特别是邢台威县的三白西瓜，据说已有近千年的栽种历史，以皮如玉、瓤如脂、籽如珠而冠名“三白”。这些名优产品的诞生，显然是物资文化交融的产物，它们亟须“志”的涵养和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将党建、文化、经济等重要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建设文化强国已经成为主流。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人提出：要改变从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叫法，叫“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意思是说，不能让文化成为经济的附属品，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本身的坚定和成熟。
四是，人文观念的更替需要“志”的修正。人类普遍存在的自我关怀意识，形成了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根源就来自于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就是人类繁衍生存中无穷无尽的人文史，如英国著名美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没有艺术的历史，只有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就是人文史，人文影响文化，文化反哺人文。在论及人文精神时，北大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指出：“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它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我们都知道入乡随俗这句话，“俗”是什么，“俗”就是土生土长在乡间，与他乡不同，但不足以背离时代发展潮流的局域习惯。比如：服饰、器具、饮食、房屋、礼节等等。这些风俗的东西，都是能够入志的内容，当然更是能通过修正和警示对人文观念互为作用的内容。
五是，民俗文化的繁荣需要“志”的规范。在今天，民俗文化现象在我国已经是遍地开花，民俗村、民俗文化小镇、民俗园、民俗文化一条街随处可见。这种繁荣现象的背后，有没有严格地打上地域的烙印，有没有严格的历史渊源，说白了，有没有“志”的规范，这恐怕在许多的地方要打一个问号。我在《强化民俗资源，做大民俗文化》的论文中曾提出：“民俗文化要严格保证它的地域性，要防止移植的习俗和购进的器具，冲淡和异化本地民俗，而使其失去了原生态。”仅以新农村建设为例，当前，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徽派”建筑，在某些地方几乎出现了“刷屏”。另有，本来是有着显明乡土味的民间花灯，却硬有人花钱让四川的自贡花灯铺天盖地。我们不能说文化的交流嫁接是一种坏事，但既然提出了民俗的概念，说到了地域文化，就应该下大气力做好本土文章，而盲目“舶来”的做法，只能是削弱甚至丧失本土文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灭本地人的风俗，倒外地游人的胃口。
六是，民族复兴的目标需要“志”的统领。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梦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我们人人都能够感受到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日益获得的幸福感。这些伟大成就的产生，就是民族复兴的强大信号。有资料表明，中国民用汽车2016年的拥有数字是186万辆;2018年中国高速路的拥有量是印度的371倍，长达7422公里，仅次于美国;但在上世纪我亲历过两个数字：1977年一位县委副书记参加田间劳动，闲谈时，生产队长问他：“展书记，咱们县有多少部汽车?”展书记思忖了一下说：“大概40部吧。”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展书记的神色，很像夸大口气说出的数字。再就是1989解放军报上的数字，说中国拥有高速路981公里。近40年时间，我国的发展现状已是今非昔比。作为以记述为主体的“志”来说，如果能真实地记录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对引领时代的发展提供借鉴将是非常珍贵的。
三、通过志文化研讨我们该做什么
做志文化的志愿者。修史编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做起来枯燥无味，无名无利，没有坚定的奉献精神是不能为之的。而作为一名文化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当好村志文化的志愿者。即使我们没有机会编纂志书，但我们完全能够为志书搜集资料，说出所见所闻所亲历。
做志文化的实践者。俗话说，小河有水大河满。我们可以培养自己写日记、写大事记的习惯，好脑筋不如破笔头，第一时间的记录，总比回忆记得准确;我们可以培养自己集报、收藏器物的习惯。积累就是财富，如果能有这等的好习惯，年积月累，将会有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出现在社会之中。我们不应该吝惜“东西”去了哪里，我们一定要关注“东西”做了什么。
做志文化的使用者。编志、用志、宣传志文化是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不枉自用典，秉承“所言必有出处，所写必有根由”的良好习惯。把自身文化根植在史料的延续之中，把自己的思考定位在志的框架之内，把自己的作品近靠在志的宗旨之上。以此良好的志史修养，投身到搜集和采写中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