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1年至1976年期间，我在冀县县委大院儿做打字员时拍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的题词是：“本来应严肃而认真地工作，却照了一张嬉皮笑脸的相。”
打字员，是我美好的一段履历，也是仅有的能拿出来自我吹嘘的一点儿资本。从初始的新奇，到掌握要领，越干越熟，直至人机合一，娴熟而巧妙，还掌握了对打字机大拆大卸的维修保养技巧。
机械打字机，当时是机关最高档的办公设备。用机械打字机打字，用手推油印机印刷，简单的技能，本人不失为一把好手。当时的冀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祝尧(后任衡水市文联副主席，现已故)，曾经对人说：认识省报社的一位老打字员，人们都评价其打字技艺特别棒，“小刘儿能跟那个人有一比。”我服务的对象中，也有不少人说我打字的水平在全衡水地区应该名列前茅。那时未曾有过打字比赛，咱也没见过人家高手的水平，可能是大家对我的偏爱和鼓励吧。
焦魁海同志当冀县县委书记时，因为他是从地委秘书长岗位调来的，有大机关工作经验，有人说他曾是衡水地委的“第一支笔”，工作有板有眼，很讲究程序和规范。所以，总结、汇报、报告、请示、通知、简报，需要打印的材料特别多。后来，政治活动的文件越来越多，打字任务越发繁重，经常有文件要下发到412个村党支部，加上发领导、公社和县直单位的，一印就需要五六百份。打字、校对、修改、油印、装订，有时还帮助分发，紧紧张张，日复一日，右手的手指和手心都磨出了老茧。我还要求自己，当天工作必须当天完成，于是“连轴转”成了家常便饭，而我却尽情享受着工作的快乐。
外人体会不到，打字这活儿真是挺好的。我们给油印机纱框装上猴皮筋，使纱框能自动拉起，熟练后，蘸墨，下按纱框、推辊印刷，掀纸，默数页数，续纸，一气呵成，动作十分协调默契，跟机器人似的，印好五百多张仅需半小时。还往打字桌上固定了一块儿托板，掏开一段手指宽的长条孔置放翻过页的稿纸，往打字机框装上两个小型滑轮，将字盘用粗琴弦与安装的脚踏板相连，手动字盘改成了脚踏移动，可腾出左手掌控稿纸。打起字来，如有神助。
一次晚上加班，没有文稿，县委副书记徐金在、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周忠武，在旁边口授。他俩说一句，我打一句，一边说，一边打，省却了起草、修改、誊写的中间环节，一次性出“成品”。打完后，我拿起蜡纸正欲校对，书记却说，“不用校对了，印去吧”。说明领导真棒，咱也不含糊。
置身其中后，我很快意识到了可喜可贺的幸运，对每一位前来交代打字任务的资料员老师，都由衷地敬重和热情，将每完成一篇文稿的打印，都当做一次学习的过程。在自感有了一些积累之后，对送来打印的文稿，凡是看出了错别字，或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是不厌其烦地持稿面见起草人，征得同意后加以改正。不知不觉中，好像大家都纷纷给予我“授权”，允许我自主更正了，似乎在不少人看来，我还负有这项职责呢。
或许是打字需要聚精会神地盯着一个个字、一个个标点符号的缘故，我还无意中练就了校对版的能力。遇有需要版面较大，或者印刷数量大的文件材料，机关总要去老城里的县印刷厂进行正规的排版印刷。我虽年纪轻轻，却还经常被派去担当校对把关任务。到印刷厂对版，通常对“大样”至少校对两遍。有时为了赶时间，便能发挥咱打字员“看反字”的长处，跟在排版师傅一旁，直接校对铅字，盯着将有误位置的一个个铅字更正替换，省却了反复将“版块”装卸于机器进行印刷的程序，只需待全篇校正完毕后再印刷一遍“大样”即可。这样做便拉长了对版时间，常常需要跟班夜战，借机结识了印刷厂不少新朋友，那里的李敬岩等几位哥们儿，都曾多有热情照顾服务，没少给招待夜宵。
打字员，虽然普普通通一职工，看似从事的是一项简单的体力劳动，但深入其中，也是一段很好的学习锻炼过程。认真咀嚼枯燥乏味的一个个标点符号和字词，也能够生出许多美妙的津液，而获得滋补心灵的营养。打字生涯使我丰满了自己，赢得了尊重，增强了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