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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2018-04-26 17:30:37    来源: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

中国传统官德是由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佛教等诸多思想流派,在长期性相互激荡、氤氲化润、融会贯通基础上,逐步生成的一个历史悠久、恢宏庞大、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笔者依据学界主流观点,仅就其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儒、法、道、释作一简要归纳。

1.儒家的敢担当与拿得起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官德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六经和四书,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已失传,故被称为五经),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儒家文化对中国官德生成的最大贡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儒家认为宇宙是一个大化流行的整体,人应当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全部发挥人的潜能和禀赋,去开拓创新和穷通变易,实现生命的生生不息。故《周易·系辞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二是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孔子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有仁德的人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故《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三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强调一个人的伟大寓于平凡之中,理想寓于现实之中,每个人只要挺立了自我的道德人格,就可以在现世生活中忠于职责,奋发向上,不苟且,不懒惰,完成上苍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获得内心的精神满足。为此,我把儒家精神概括为“敢担当与拿得起”。

2.法家的法术势与管得住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他们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特别强调法令刑律的重要性,之后战国时期的商鞅进一步强调法制的作用,而申不害、慎到等人则高度重视君王心术、权势的作用,到了韩非子集上述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结合起来,建构起完备的法家政治伦理体系。从《韩非子》一书看,法家讲的法主要指各种成文法,它由君主制定,官府颁布,官吏执行,境内之民,一律使用。但君主不能单纯地迷信法律,为了整治专门钻法律空子的奸臣猾吏,君主还要重视心术的灵活运用,亦即君王掌控驾驭臣民的方法和策略,既要“因任授官”,即根据一个人的德才素质任用官员,又要“循名而责实”,即根据臣子的言论和政绩来考核官员,“心术”深藏于君王的内心,不能随便显现,要让臣子摸不着头脑,以便很好地驾驭他们。所谓“势”就是君王优越于他人的潜能和力量,君王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权势做到一言九鼎,从而有效支配和影响他人,并懂得乘势而上去腾云驾雾、飞龙走蛇。韩非子认为,法、术、势之间循环互补,君王在运用它们管理国家时,要兼容并蓄,不可偏废。法家思想成为战国后期秦国征服诸侯各国而后统治天下的重要政治理论,伴随秦王朝的迅速覆亡,汉代以后,儒学独尊,法家不再是显学,但法家的政治理论已经隐藏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深处,因为“阳儒阴法、王霸结合、德刑并用”已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基本政治方略,故我把法家理论概括为“法术势与管得住”。

3.道家的常知足与看得开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道家由老子和庄子创立,其代表作是《道德经》和《庄子》,道家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道家作为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在许多方面与儒家形成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礼仪文饰,道家向往天然自成;儒家主张奋发有为,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解脱。与此同时,二者又有着相互沟通的一面,以天人关系为例,儒家和道家都倡导天人合一,但儒家“天命”“天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际协调和宗法伦理,而道家“天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超脱功利意义上的社会伦常,回归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自然境界。其中,儒家通向道家的思想之门是其“处穷达变”观,《孟子》讲:“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质言之,贤人志士应当在得志时把恩惠施加给百姓,不得志时就去认真修养自己的品德,正是儒家对人性复杂性和人生多变性的这种深刻体悟,使无数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沿着“独善其身”的道路,由追求儒家的人际协调走向追求道家的自适玄思与自然无为。

4.佛教的名无常与放得下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佛教最早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汉代到唐代六百多年的消化,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哲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佛教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广为人知的有《金刚经》《心经》《坛经》等。佛教的根本宗旨是通过否定、去蔽、遮拔等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面现象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迷恋执着,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的追名逐利、执着偏信、攀龙附凤行为,破开自己内心深处的牢笼,直接体悟生命的本真面相,通过自识本心而返本归极、见性成佛,从而获得思想意识上的自由解脱,寻找到自己灵魂深处的精神家园。当然,佛教不同宗派的灵性修养方式各不相同,如天台宗强调“三谛圆融”,即用一心同时观照世间的表象万物,互不妨碍,彼此圆融地统一起来;华严宗主张心灵开放,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立地成佛。在此我把佛教精神概括为“名无常与放得下。”

正是儒、法、道、佛“拿得起、管得住、看得开、放得下”这套完备的政治理论,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各级官员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官员的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政治实践,从而对各级官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建基其上的道德伦理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领导干部只有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才能在把握本来的基础上,看清现在,开拓未来。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官德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条目有很多,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笔者在此撇开上述纷繁复杂的伦理规则和道德条目不谈,仅以孔子之孙子思及其学派创作的《中庸》为参照坐标,就中国传统官德中与古代官员日常道德实践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也和今天各级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密不可分的三条核心性伦理原则予以深入剖析。之所以把《中庸》视作参照物,是因为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如果说《大学》集中阐释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和官员政治道德的生成机制,那么《中庸》则集中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最为抽象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特征,故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反复强调,只有熟读了《大学》《论语》《孟子》之后,最后再读《中庸》,才能真正体会到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深奥精妙之处和为官从政者德性修炼的最高境界。

1.贵和尚中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庸》认为,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大道就是中和。《中庸》将中和解释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指的是一种本体论状态,即一个人绝对不受外力骚扰的心灵状态,它不是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达至的状态,而是上天赋予人的一种本然性实存状态,人正是通过这个本身固有的“中”而去“与天地参”的。如果说“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内在自我,“和”则是“发而皆中节”后所取得的现实成就。由此,《中庸》把“中”设想为自我生存的终极依据——“天下之大本”,把“和”设想为自我追求的理想境界——“天下之达道”。在《中庸》中,子思借孔子之言区分了君子与小人对待中庸的基本态度,“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中;小人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此处对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涉及对“时中”的理解,君子的特点是“时中”,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君子时时刻刻都在按照中庸的要求去做,亦即无时无刻不处在中庸的状态;二是指君子所持守的中庸,不是机械教条地坚持不偏不倚的原则,而是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具体要求,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地采取恰到好处的方法去灵活运用中庸原则。与之相反,小人则采取反中庸的态度,无所顾忌地按照自己的内心贪欲去谋划事情,试图避开人生不偏不倚的中庸正路,通过旁门左道的所谓“捷径”达到目的,但这种捷径恰恰是没有希望的断路,铤而走险的绝路,执迷不悟的死路,无可挽回的末路,最终因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受到惩罚。“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即真正的君子对内会尽力开发自己的德性,对外会努力请教和学习,既要探究宇宙万物的奥妙,又要把握极其微小的事理,在为人处世上达到高精澄明的境界,在言谈举止上文质彬彬和坚守中道。通过不断温习过去的经验教训,逐步使自己成为德性敦厚、尊崇礼仪的伟大君子。

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积淀,“中和”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例如:中国人强调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实现国家的和乐如一。贵和尚中思想反映在文化建设层面,就是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魄去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互渗、儒佛道相通,士人中有“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之说,以至于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外来宗教都采取容忍和吸收的态度。贵和尚中思想反映在中国建筑文化上更是突出明显,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就建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二字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即指涉的是万邦来朝的中央帝国,更是指善用“中和”思想做人行事的中华之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和思想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已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标示,已成为中国之为中国的一种文化形态集成。

2.天道至诚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原始儒家所讲的“天”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它虽无定势常形,但隐显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的根本特征是“至诚”,“诚者,天之道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不难看出,所谓天的“至诚”本质上是指日月星辰按照宇宙规律自我运行,自然万物各正性命、生生不息。

天的本质特征是“至诚”,君子要做到“以德配天”就必须以“至诚”的态度去生存,亦即将天道之实然转化为人道之应然。朱熹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视为尧、舜、禹、汤乃至孔门弟子的传授心法,并认为只有按照这一要求去做才能实现以德配天的终极目标。笔者把孔门弟子的这一传授心法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学道贵正。因为天道的最大特征是用自己的悠远博厚,去不偏不私地涵养万物,使其各正性命。为官从政的君子必须以“至诚”的态度去深刻体悟天道的运行规律,始终保持自己与外在天道的相互结合,努力做到顺天应时地开展工作,依照天道赋予自己的使命去“亲亲、仁民、爱物”,反之,如果悖天逆理、自私自利、残害百姓、灭绝天物,就是误入歧途,必遭天谴。二是学道贵精。把握天道,别无他法,贵在精义熟仁,精义熟仁的途径就是《中庸》所讲的“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朱熹则强调学道贵在“心精”与“心融”,即只要专心致志地去思考、玩味天道义理,自然会精熟于心。“心精”至功深力到处就是“心融”,即豁然贯通,能够将世间万物之理融化于心,从而见得天道,力行天道。三是学道贵恒。贵恒强调的是人把握天道要有“定力”,如孔子一样“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集其毕生精力追求仁道,而且无论是在其人生遇到重大挫折之时,还是面临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他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坚守仁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则进一步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亦即君子只有经历了重大挫折和苦难之后,上天才会使其明白天道,并降大任于他。总而言之,学习天道只有做到了贵正、贵精、贵恒,才能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3.至德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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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上传》讲:“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这里强调的是天道平常,地道简单,贤人之德在适应天道规律,贤人之业在利用地道之功。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里的“为学”主要指探求外物的知识活动,如对仁义、礼法、教化的追求;而“为道”则指通过冥想和体验的方式参悟事物内在性和必然性的本质与规律。《易经》强调的“易知简能”和《道德经》对“为学”和“为道”所做的区分,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有关执政者为道求学所应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中庸》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思想,在最后一章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境界的具体表征,即大道质朴和至德无文。犹如生命往往在其晚年才返璞归真一样,文明在其极盛之时抵达的是平淡、简约与纯粹。“《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以入德矣。”君子即使穿上华丽的丝绸,还要在外面套上一层粗布麻衣遮掩,尽可能以收敛谦虚的姿态掩住耀眼的光芒,他越是黯然深藏却日渐彰显,而小人却张扬专横,拼命标榜自我,但一天天暗淡下去。因此真正的君子当是简朴而不失文雅,温厚而又有条理,从近处走向远处,先启蒙自己再教育别人,明白细节决定命运。质言之,正是在“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的静寂沉默中,君子所具有的“不显之德”反而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生成力量,因为正是这种静默渊源积累起惊天动地和变化万端的无限潜能,使人们“于无声处听惊雷”,故《中庸》在结束语中讲:“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它给人类的警示是:现代文明的最大威胁是浮华、矫饰与躁动,大道的质朴、真诚与淡雅对于人类文明具有基础性价值,它是“人文”的“天文”根基,因此,伟大君子的终极信念当是——文明伴随质朴,生活归于简单,心灵达至纯粹。

以上内容,选自靳凤林在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班的教学讲题,并进行了系统化、深层化的补充研究。

附录于《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一书的最后。

当官需有德,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ISBN 978-7-01-018333-6 作者:靳凤林 等 著

定价:98.00元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开本:16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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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自始至终占据着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早已从根基处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感和审美趣味,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以《圣经》为核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统治西方人的精神生活长达一千五百多年,时至今日,仍然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本书以儒家和基督教这两大思想流派作为中西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试图由此获取中西文化基因构序、伦理构境的终极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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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靳凤林,1963年生于河北省新乐市,清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伦 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全国党校系统党性教育精品课获得者。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伦理学会会长,北京伦理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员,国家公务员局培训与监督司首批特聘教授,国家社科规划办、国家博士后管理中心、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中心评审委员,先后到美、英、法、俄、意等多个国家从事访学和业务考察工作。长期从事政治伦理、生命伦理和比较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央党校省部、地厅级高中级干部班讲授“当代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中国古代官德”“基督教伦理与现代西方文明”“祠堂与教堂:中西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中国道路:优势、问题与走向”等讲题。先后主持和参与1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各类省部级项目的研究工作,出版《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窥视生死线》《死,而后生》《领导干部伦理课十三讲》等专著、教材16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道德与文明》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180余篇,2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权威刊物转载。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中央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央党校优秀教学奖等10余项科研与教学奖励。其学术专著《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荣获人民出版社2016年度十大优秀学术著作。

[责任编辑: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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